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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嗓子有益。）

像镇上其他主要商人一样，我父亲也是扶轮社成员。扶轮社的信条是“服务至上”，这一点铭刻在他的心里。他在扶轮社的集会上经常讲话，而且善于雄辩。我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可以读到他讲话的长篇报道。扶轮社经常为镇上的各种慈善机构募捐。我父亲不仅参加教会发起的募捐，而且作为市议员或以个人名义参加募捐。我最喜欢参加的是圣诞儿童救助团募捐，这时我穿上妈妈给我做的参加晚会用的漂亮裙子，为生活困难的孩子募捐。

除了家庭和教堂以外，我童年的生活中心自然是在学校。我很幸运，我上学的亨廷托尔路小学在镇上很有名气。校舍很新，教师也很出色。我开始上学时我的父母已经教我学会了简单的阅读，我很小就很爱学习，我想我像其他孩子一样，那段时间的生活在心目中仍然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我记得5岁时老师叫我读WRAP这个字，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我读对了，但我认为“他们总是把最难的给我做”。后来上常识课时我第一次接触到“谚语”的神秘。我那时已经形成了逻辑思维和按字面思考的习惯，这一点恐怕至今也没有大的变化。我对“三思后而行”的比喻很不理解。它的字面意思是在跳跃之前先看好地势。我认为说过街前先看好路更好。这样说更务实，因为我上学的路很危险。而且正如其他孩子先前和以后所做的那样，我以胜利的姿态指出，这个谚语与“犹豫者一事无成”是矛盾的。

在上小学高年级时我初次接触到基普林的作品。他于1936年1月逝世。一读基普林的作品，我就被他的诗歌和小说吸引住了。当圣诞节来临时，我经常要求父母给我买一本基普林的书作为礼物。他的诗歌很通俗，把儿童带入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实际上是带入许多个更宽广的世界，包括大英帝国，人们的日常工作，英国历史以及动物世界。像后来接触到的好莱坞电影一样，基普林向人们揭示了格兰瑟姆小镇以外的生活梦幻。到这时，我的阅读范围比班上的多数同学要宽，无疑这主要是受我父亲的影响，这一点时有表现。我仍然记得，有一次写关于基普林的文章，我使用了“乡愁”这个词，有人指责我抄袭，我孩子气十足，火冒三丈。其实我是信手拈来，随机运用。

离开亨廷托尔路小学后，我到凯斯蒂温和格兰瑟姆女子学校读书。学校在镇的另一部分，我中午回家吃午饭，比在学校用餐节省些。我每天来回走4英里路。我们的校服颜色是海军蓝，所以人们称我们“穿蓝校服的女生”。（当伦敦的卡姆登女子中学的学生在战争期间撤到格兰瑟姆时，人们称她们“穿绿校服的女生”。）我们学校的校长是威廉斯女士。她个子矮小，为人正直，头发灰白。她于1910年创建了这所学校并任校长，她为学校立了一些规矩，例如，所有的女孩子，不管学业多么好，都必须在4个学年中学习家政。到我上学时，她的不动声色的权威已经在学校里主导一切。我非常羡慕她在重要场合的特殊着装，例如，每年一度的校宴或颁奖仪式。这时她穿着漂亮的丝绸衣服，做工很细，看起来极为高雅。但是，她很讲究实际。她告诫我们，用同样多的钱，宁可买质量好的棉制品，也不要买质量差的丝制品。“不要贪便宜买一件皮毛大衣，其实买一件剪裁得体的毛料大衣更合算。”需要坚持的一条原则是在自己的支付能力内追求好的质量。

我们的老师具有真正的敬业精神，受到全体居民的高度敬佩。我们的学校不大，有350个女生，我们认识老师，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互认识。女生们一般来自中产阶级，但家庭职业相当广泛，有的在城镇，有的在农村。我的一位好朋友每天从10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庄来上学。她的父亲从事建筑业。我有时到她家去住，她的双亲如同我的父母一样，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多受教育。他们带着我们到野外散步，熟悉各种野花、小鸟和鸟的歌声。

我们的历史老师哈丁小姐讲课特别引人入胜。她使我领略到历史课的韵味。不幸的是我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多年以后，我在担任首相期间曾到充满悲苍的加利波利战场上散步，这时我又想起了她讲述的达达尼尔战役。

但是，在学业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还是化学老师凯女士。后来我决定专修化学。即使在战前，至少在女校中，攻读自然科学的女生也并不少见。一些关于科学突破的报道助长了我对自然科学的夭生爱好，如原子的裂变，关于塑料的研究开发。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崭新的科学世界正在展现。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我知道，我必须自己谋生，看来从事自然科学是一条激动人心的道路。我的父亲13岁时辍学，他决心弥补这个损失，要我抓住每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起去诺丁汉大学听关于当前国际事务的课外讲座。这类讲座在格兰瑟姆经常举行。讲完课后有一段活泼生动的提问时间，我和其他许多人参加。我特别记得驻在当地的空军中校米林顿的提问。他后来在战争结束前的一次补选中从丘吉尔的联合政府中为一个中产阶级抗议政党共同富裕党夺取了切姆斯福德选区的席位。

我的父母非常关心我的学习，作业必须按时完成，为此甚至星期天晚上也得作作业。战争期间，卡姆登学校的女生撤退到格兰瑟姆后，学校实行倒班制，因此周未需要加班，但要按照宗教的要求做。我的父亲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学者，他喜欢阅读，经常与我讨论我在学校读过的东西。有一次，他发现我不懂沃尔特·惠特曼的诗。这一点很快得到补救。惠特曼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还鼓励我读古典作品，如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当然还有狄更斯。《双城记》政治色彩很浓，我也最喜欢。我的父亲订阅一份哲学杂志《希伯特》。我尽管努力去读，仍觉得很费劲。

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家庭、教堂和学校还有格兰瑟姆镇的居民。我们为我们的镇感到无比自豪，我们了解它的历史和传统，在这个镇上生活感到非常高兴。格兰瑟姆始建于萨克逊时代，而丹麦人使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中心。在12世纪期间，北大路改道，从镇中穿过，从此地图上标明了格兰瑟姆的位置。交通运输一直是该镇的生命线。18世纪时开凿了运河，把焦炭、煤和石头运进格兰瑟姆，把玉米、麦芽、面粉和羊毛运出去，但格兰瑟姆大规模的发展还是在1850年修建了铁路之后。

我已经提到过我们镇上最宏伟的建筑，那就是圣沃尔夫拉姆教堂的尖塔，在镇的各处都能看到。但是最具特色和对我们最有意义的建筑还是金碧辉煌的市政厅以及耸立在它前面的格兰瑟姆最有名的儿子伊萨克·牛顿爵士的塑像。这里地处圣彼得山，阵亡者纪念日的游行队伍就是从这里出发，向圣沃尔夫拉姆教堂行进。我通常是在市政厅的大厅里从窗口观看游行。走在前面的是救世军和机车厂的乐队，后边是市长、高级参议员和市议员，他们穿着长袍，佩戴着徽饰。跟在他们后边的是女童子军、幼年童子军、男童子军、互济会、扶轮社、商会、工人俱乐部、工会、退伍军人协会、士兵、空军、红十字会、圣约翰急救中心以及各个组织的代表，他们依次行进，使我们的市民生活丰富多采。圣诞节后的次日是合礼节，这一天我们到圣彼得山上观看穿粉红外套的贝尔瓦狩猎俱乐部会员的集会表演，他们退场时我们为他们欢呼。集会后他们有喝烈性酒的传统。

1935年对格兰瑟姆来说是个不寻常的年头，特别值得纪念。我们庆祝了乔治五世国王的银婚和格兰瑟姆建市100周年。还有布朗洛勋爵当选市长。他的家族（卡茨家族）和曼纳斯家族（拉特兰勋爵）是该镇最为显赫的赞护人。镇上的主要街道都用鲜艳的蓝色和金黄色旗子装饰起来。蓝色和金黄色是当地喜欢的颜色。各条街道竞相争艳。我记得，有一条住着最穷的人的街道叫沃里·考特街，那里的房子最差，但大家出力，装饰得最为引人注目。管弦乐队和格兰瑟姆的“狂欢节乐队”全天演奏，他们大胆吸收并革新美国乐曲，称为“格兰瑟姆姜汁面包”的乐曲增添了庆祝活动的欢乐气氛。各学校参加了一场大规模的露天表演，我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前进，男生文法学校校长的夫人出席观礼。我们组成格兰瑟姆这个字，我正好是M这个字母的一部分。

我的父亲先后担任市议员、市财政委员会主席、高级参议员，最后于1945——46年担任市长。这意味着我会听到大量的本镇发生的事情以及有关的人。参与政治是市民的义务，而政党的重要性是次要的。工党市议员受到尊敬，他们也很友好。不管在市政厅或竞选期间斗争多么激烈，他们都到我们店来买东西，没有党派之间的嫉恨。我的父亲懂得，政治是有限度的。这种高见在政治家中是少见的。把他的政治观点描述为“老式的自由主义”也许最为贴切。要有个人责任感，这简直是他的口号。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这是他追求的目标。他非常推崇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著作《论自由》。像其他许多商人一样，他看来似乎不能接受自由党的集体主义。他是作为纳税人的候选人竞选市议员的。那时，在综合性学校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之前，在工党政治进入地方政府之前，人们认为地方市政会工作没有党派性。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保守党人。

我仍然记得，1952年工党在市政会选举中获胜，父亲作为高级参议员候选人落选，我很伤心。这件事当时受到严厉谴责，认为是置政党于居民利益之上。我仍然记得他当时不失体面的表现。市政会选举结束后，他站起来说：“自从我荣幸地穿上市议员的礼服，已有将近9年的时间，现在当我脱下礼服时，我仍然荣幸地寄予信任。”此后他收到朋友、盟友、甚至老对手给他的信。他发表声明说：“尽管我摔倒了，但我并没有趴下。我的自我感觉是，进入市政会和离开市政会，我都处之泰然。”许多年以后，类似的情况在我身上发生了，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我把他离开公众生活时的做法作为我的榜样。

但这是后话。当我还是个女孩时，我和我父亲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对政治知识和公众事务的渴望。我认为我们家的消息比其他家庭灵通。我们每天都阅读《每日电讯》，每周都阅读《卫理公会纪实》、《邮画》、《约翰·奥伦敦周刊》。当我还是孩提时，我们阅读《儿童报》。有时我们也阅读《泰晤士报》。

有一天我父亲购买了我们家的第一台收音机，是菲利浦牌的，现在有时在不太富丽堂皇的古玩店里还能看到。我知道父亲买收音机的计划，我激动地从学校跑回家。没有使我失望，收音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们的生活节奏就不再仅仅是扶轮社、教堂和我们的商店，而是收音机广播的新闻。而且不仅仅是新闻。在战争期间，星期日9点钟新闻后，有一个“播后评论”栏目，是一个短小的专题谈话，经常由J·B·普利斯特利主讲，他具有一种独特的天才，把左翼观点包装得严严实实，听起来像是北方的家庭哲理。有时则由一个名为昆廷·雷诺兹的美国记者主讲，　他以嘲弄的口吻用希特勒家族的一个姓来称呼希特勒，　称他为“希克勒格鲁伯先生”。有一个叫做“思想库”的栏目，由4名知识分子主持，是关于当前时事的一小时讨论，其中最有名的是C·E·M·乔德教授，他对任何问题的回答都是“这要看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星期五晚上有由诺曼·伯克特等人主持的讨论系列节目叫做“见面”。我喜欢“又是他”系列广播喜剧及其仍然有用的顺口溜，还有剧中的那些人物，诸如性格忧郁的女佣人“莫娜·劳特”及其噱头：“自得其乐，乐在其中。”

无线电对重大事件的广播非常及时，特别是关于战况的广播。这种广播使许多家庭感受特别深切。我记得，有一年吃圣诞饭时，我和家人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国王1939年的圣诞祝词。我们深知他在努力克服他的语言障碍，我们知道那是现场广播。我当时想他一定会感到不愉快，因为他知道他要作广播讲话，而不能享受圣诞晚餐。我记得他用缓慢的语调吟诵以下名言：

我对站在新年门口的人说：“给我一盏灯，使我能够安全地走向未知世界。”

他回答道：“走出去，进入漆黑的世界，让上帝牵着你的手，这比灯还要亮，比你熟悉的路还要安全。”

大战爆发时我将近14岁，已能理解战争的背景并且知道许多有关情况。在此后的6年中我紧密地跟踪了战争的重大事件。我对30年代政治世界的了解不够深入。但有些事情还是留在了记忆中，例如大萧条的年代。这是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经济灾难。这次灾难对格兰瑟姆影响较小，但对附近的农业地区影响较重，而北部重工业地区的城镇受影响更大。格兰瑟姆的多数工厂仍然开工，最大的工厂是拉斯顿和霍恩斯比，它是生产机车、蒸汽机或拖拉机的。我们的镇还吸引了新的投资，其中一部分是我父亲争取来的。我们家的生意仍保持稳定：人总得吃饭，而我们的店很会经营。镇上的人明显地分成两部分，领月薪的人，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白领”雇员，他们的生活较为稳定；不领月薪的人，由于找工作更为困难，他们的生活极不稳定。在我去学校的路上，在劳动市场前总排着一条长队，那里的人不是找工作就是要求救济。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亲朋好友中没有人失业，自然，我们认识的人中有人失业。而且我们记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失业家庭的孩子们的衣着是多么整洁。他们的父母决心作出必要的牺牲。在东米德兰地区的城镇中，人们自力更生和独立生活的精神很强，即使是最穷的人也是这样。这意味着他们永不脱离这里的居民队伍。有能力的人默默地捐献出能够捐献的东西，格兰瑟姆的居民群体仍然凝聚在一起。回首往事，我愈加体会到，格兰瑟姆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

因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没有阶级分野和阶级冲突的意识。即使是在大萧条年代，也有许多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王室肯定是一个因素。而且我们家和许多家庭一样，为帝国感到极为骄做。我们感到，帝国把法律、良好的行政管理和秩序带到其他国土、否则，那里的人永远无法得知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处于偏僻地区的国家和大陆，我曾经充满浪漫的幻想，幻想我们英国人能够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童年时期，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倾听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讲述的故事。他说他在中美洲的一个部落工作，那里非常落后，他们没有文字书写他们的语言，他为他们创造了文字。后来，我认真地考虑过去印度当文官。在我看来，印度帝国是英国的最大成就之一。（我对在英国当文官没有兴趣。）当我与父亲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说，当我真的参加印度文官队伍时，也许印度的文官制度已不复存在。事实表明，他的话大有预见性了。

至于国际形势，任何人关于30年代的记忆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后来事件的影响，儿童的记忆也是如此。但是，我记得，我的父母对国联的软弱表示不安，因为当1935年阿比西尼亚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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