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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经济周期循环论　译者序

“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1983年5月23日，为了纪念熊彼特诞生100周年，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的文章。上述这段文字，正是一代管理学大师向前一辈经济学伟人的致敬与赞誉。

单就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来说，凯恩斯无疑是最为世人所熟知的经济学大家，相形之下，熊彼特为何能赢得德鲁克如此高的评价？

创新，一切皆是创新。熊彼特从一开始就坚信一点——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并非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为此，他宣称：只有当经济吸收了变化的结果，永远改变了它的结构时，经济才能发展——有创新才能在动态不均衡中建立社会，也唯有这样的社会才具有稳定性和凝聚力。而企业家扮演着这种动态经济中的英雄角色，他们是利润的来源。

这种观点使熊彼特在整个经济学传统中脱颖而出。而更令他名声大噪的，还有他所阐发的经济周期循环理论。

繁荣、崩溃、萧条、复苏……

一提到经济周期，很多人都会想到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确实，当今的经济局势，似乎正在印证着一点：新一轮的经济循环正在发生。虽然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不及1929－1933年大萧条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那样惨烈，事实上却是自上次大危机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泛、最深远的一次。

从这一点来考虑，重温1929~1933年大危机后人类经济思想界的一些大师对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理论反思，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在那些有关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论述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恐怕当属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了，而奥地利学派的传人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的商业周期理论，其实并未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但是，不可否认，在理解目前这场全球经济大衰退方面，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Bussiness　cycle）更为深邃，更具前瞻性，也更具启发意义。

熊彼特认为，当经济周期从景气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被淘汰出局而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因此，每一次萧条都包孕着新技术革新的可能。

相比较而言，凯恩斯的经济周期学说更侧重于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过程，从而取代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和经济周期的自然恢复。其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旨在从理论上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中非充分就业均衡的产生原因，而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并未做透彻分析。

与凯恩斯不同，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创新的视角解释了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发生。他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特征，而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其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

在纯理论模式中，熊彼特假定，企业家的创新是一个独立的内生因素，是造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呈现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动因。在此之前，经济体系处于静态均衡。企业家为获取超额利润而不断创新，进行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重新组合。

于是，当创新浪潮出现时，社会对银行信用以及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会扩大，从而引起经济高涨。依照这一思路，企业家的成批出现是繁荣的唯一原因：企业家会竞相推出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从而导致经济繁荣。然而，新产品的出现和竞争加剧，也会使商品价格趋于下跌，企业的盈利机会减少。接着，银行信用收缩。最后，经济体系从繁荣转入衰退，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根据上述商业周期的纯理论推论，熊彼特又提出了商业周期“四阶段论”的现实模式，即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熊彼特还归纳了前人关于商业周期的论述，提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商业周期的论点，分别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时间大致分别为60年、10年和40个月。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包括*）对现代市场经济周期性繁荣现象的理论解释而提出来的，显然带着对1929至1933年大危机理论的反思痕迹。放在今天看来，熊彼特的一些极端提法（如“创造性地破坏”）似乎有些言过其辞，但在充分了解了他的商业周期理论之后，或许更能帮助我们把握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原因及其未来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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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期（1）

关于危机的理论，更准确地说是周期性的商业波动理论，不像已经被详细说明了的关于企业家职能、信贷、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利息等理论那样，它甚至还没有一个令人比较满意的对其主题的陈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应该比过去更需要对大量的不断增多的资料进行综合处理，更需要以那些表明商业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指标为基础，制定出许多个别理论。在这方面，我的工作还只是一个不成形的框架；我所承诺的彻底研究还没有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这种情况还将长时间持续。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交这一章，除了在表述上，没有其他任何变化，这不仅是因为现在这一章对于考察危机有其一定的地位，而且还因为我仍然坚信它是正确的；不仅是因为我相信这一章包含的内容有助于本书对这一主题的论证，而且还因为它对本书的贡献表达了事物的本质。因此，我愿意在这一章的基础上接受批评。

通过研究我所注意到的各种反对的意见，我更坚信我的信念。这里我只提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批评说我的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危机的心理”。这种反对意见是由一位最有才能的，也是我最尊重的权威提出来的。意见表达得是这样文雅，所以为了让读者明白它的真实含义，我必须亲自阐述它的真实内容。“危机的心理”意味着某种十分明确的含义，它不同于“价值的心理”，比如，它意味着坚信那些令人害怕的商业世界的悲喜剧式的畸变，它们是我们在每一次危机中注意到的，特别是在过去已经注意到的。因此，作为一种危机理论，它意味着一种科学的解释要么依据显然是同时发生的以及相应产生的现象（恐慌、悲观主义，等等），要么，只在某种缓和的程度上，依据以前对股票看涨的趋势、促销热潮，等等。这种理论是很枯燥的；这种解释也没有说明任何问题，但这不是我的观点。不只是因为我总是讨论外在行为，因而在我的论述里，心理因素只能在对每一经济事件的陈述中找到，甚至是最客观的陈述，而且还因为我解释商业波动的现象——不管现在是否发生——仅仅用一串自动运行的客观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也就是用新企业的出现对现有企业所处的环境的影响来解释，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产生于第三章所解释的各种事实。

第二个反对意见是由洛伊提出的，他说我的理论没有解释危机的周期性。对此我不理解。周期性可能有两种含义：第一，仅指每一次繁荣之后都有一次萧条，每一次萧条之后又跟随着繁荣这个事实，而我的理论解释了这种现象。第二种含义是指实际的周期长度。但是没有一个理论可以从数量上解释这一点，因为，显然它依赖于个别情况的具体数据。不过，我的理论对此作了一般性的回答：一段时间之后，繁荣结束，萧条开始，而在新企业的产品上市之前，这种现象必然会消失。当吸收创新的过程结束时，一种新的繁荣会战胜萧条，从而出现繁荣景象。

但是洛伊还有其他的含义，这些内容由埃米尔？莱德勒表述如下：我的论证被说成是“令人不满意的，因为它根本没有试图说明为什么企业家实际上是周期性的大批地出现，他们可能出现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如果条件对他们有利，他们是否将会不断地出现，为什么会经常出现。”现在有人可能认为，我对企业家的成群或者大批出现（这是形成繁荣阶段的唯一原因）以及它所引起的现象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但是如果说我根本不曾努力解释它——实际上，我的整个论证都是为了解释它——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企业家们得以出现的条件——不考虑竞争经济的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第三章中已经说明了，而且也可以简略地、不完全地表述为新的可能性的存在，这种新的可能性从私人经济的角度看是更有利的——这个条件必须被实现；由于人们主观意识的限制和外界环境的影响，这些可能性也只能有限地实现；还要加上一个能够十分可靠地估算出来的经济形式。如果人们能坚持我们对企业家概念所做的假设条件，那么，为什么企业家会出现在这些条件下，就不是难以解答的问题了，就像人们一看到有利的机会就会伸手抓这个事实一样。　　txt小说上传分享

商业周期（2）

现在，我并不带有任何批评意图，只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这些观点，我打算把我的理论与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做过最充分论证的斯皮托夫的理论加以比较——尽管在彻底性和完备性方面很难与之比较。从尤格拉那里得来的观点——据此，商业中的波浪式波动，而不是危机本身，似乎是需要说明的基本问题，这个观点对两者是同样的。我们赞同这个观点，即变换的状态（斯皮托夫称之为“Wechsellagen”）是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所采用的形式。因此，我们也赞同这个观点，即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只能追溯到这种变换状态首次无误地出现的那个时代（根据斯皮托夫的观点，在英国是从1821年开始，在德国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

再者，我们赞同钢铁消费数字是反映经营状况最好的指标；也就是说，斯皮托夫发现并计算出的这个指标——在这方面我没做任何努力——我承认也是我的理论认为的正确指标。我同意这个因果关系首先开始于用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而繁荣首先实现于工业厂家（工厂、矿山、船舶、铁路，等等）的生产中。最后，我们同意这个观点，正如斯皮托夫所表述的，产生繁荣是因为“投入了更多的资本”，固定于新的企业中，接着这种冲击延伸到原材料、劳动、设备等等市场上。从在这里具有重要性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同样也可以理解资本，例外的情况是，在我的论述中购买力的创造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而在斯皮托夫的论述中则不是这样。至此，我只应该补充一点，即资本的投入不是随着时间均匀分布的，而是间隔着大批地出现的。显然，这是极其基本的事实，对此我提出了一种解释，这是斯皮托夫不曾提出的。我接受斯皮托夫关于标准周期的概念。

我与斯皮托夫的不同在于，我们对那种中断繁荣进而产生萧条的环境的解释不同。斯皮托夫认为这种环境就是资本品的生产过剩，一方面相对于现有的资本，另一方面相对于有效需求。作为对客观现实的描述，我也可以接受这个观点。然而，斯皮托夫的理论只停留在这一点上，还想使我们理解，是什么环境诱使那些设备、建筑材料等等的生产者，周期性地生产比当时的市场所能吸收的数量更多的产品，而我的理论试图解释这些事物，所采用的方式可以在本章中找到，也可以概括如下：通常新企业并不是从老企业中产生，而是在它一旁出现，并以竞争形式消灭掉老企业。所以，新企业大量的出现，它对老企业以及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形式的影响，就是要改变一切环境，从而一个特殊的适应过程就是必需的了。我们之间的这个区别，通过更详细的讨论，将会进一步缩小。

想把我原先的说明缩短而又无懈可击，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它做了进一步压缩，目的是为了更清晰地展现这个基本思想。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将给论述的步骤编号。

1．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所描述的整个发展过程会不中断地持续下去吗？它与一棵树的成长相类似吗？经验的回答是否定的。的确，经济系统不是连续地、平稳地向前运动。多种不同的运动方式：逆运动、后退、事变，它们的出现阻碍了发展的道路；在经济价值体系里也有干扰发展的瓦解因素。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我们遇到了新的问题。

商业周期（3）

如果经济系统从发展平稳的直线偏离出去的程度很小，那么，它们几乎就构不成理论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经济里，个人可能会遇到对他而言非常严重的灾难，而理论又没有任何理由深入到这种现象中去。同样，那些很可能破坏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事件，如果它们被认为是孤立的偶然遭遇，那么就不需要对此做全面的调查。但是，我们这里谈到的逆运动和后退是经常发生的，以至于一考虑到这个问题，似乎周期性就表现出来了。如果不是从逻辑上考虑，实际上，这表明对这类现象进行抽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

此外，如果情况是这样：当克服了一种挫折之后，早期的发展又从它被中断的那一点重新开始，那么从原则上说，这个挫折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或许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考虑了所有有关发展的基本事实，即使我们不能说明这些干扰事件本身，或者干脆把它们抽象掉。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逆运动不仅阻碍了发展，还结束了发展。大量价值被毁灭；经济体系中领导者计划的基本条件和前提被改变。经济系统在重新向前发展之前，必须振奋精神，恢复精力；其价值体系也需要重新组织。这时，再一次开始的发展是一个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旧过程的继续。

诚然，经验告诉我们，新的发展过程或多或少会朝着类似于早期的方向运动，但是这个“计划”的持续性被打断了。新的发展过程产生于不同的环境，部分地产生于不同人的行为；许多旧的愿望和价值被永远埋葬了，全新的事物得以涌现。从经验上看，存在于挫折之间的所有这些局部发展的主线，可能恰好与总体发展的粗略轮廓相吻合。但是，在理论上，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整个过程的轮廓。企业家不能逾越挫折阶段，把他们的计划原样地带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而且科学的解释也不能这样做，除非它完全脱离实际。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这一类现象，它与其他发展现象相比较，更鲜明突出，而且显然它处于某种与其他现象对立的位置。一开始就存在下面所说的可能性。第一，危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种完全相同的现象。发展过程特殊的崩溃现象（我们从经验得知的并且描述为危机），甚至对于天真的人们，都总是显得是一个而且是相同的一个现象的各种形式。然而，危机的这种同一性肯定是不会持久的。相反，它主要存在于对经济系统和个人影响的相似性上，而且存在于这个事实中——某些事件总是习惯性地出现在大多数危机中。然而，这种影响和事件，倒是和经济生活中大多数外界的和内在的干扰一起出现，并且不足以证明危机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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