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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中央军委将《纪要》和林彪的信报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将之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毛泽东在第一次修改时，在这一段话的后面加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纪要》强调：“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在这里，毛泽东修改时，又加写了一段文字：“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的问题，没有全盘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

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它表明毛泽东已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毛泽东在支持江青等人炮制《纪要》的同时，对身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二月提纲》下发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发出的大批判运动，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这恰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所不满的。但是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为江青所赏识，但仅仅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并不知晓《二月提纲》产生的底细，而《二月提纲》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因此，一方面他不得不对《二月提纲》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达，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局势就这么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摸清北京的情况，张春桥乃于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探底”。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5）

杨永直找到了###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双方谈了几次，均不得要领。3月1l日，在杨永直准备返回上海前，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了同杨永直交谈情况，并请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真回答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又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真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审查？”

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这些答复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上海后，立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张春桥听了杨的汇报，意识到这是一个攻击彭真的好机会，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两个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毛泽东还说：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说如果包庇坏人，###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彭真责问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何不向###打招呼一事，毛泽东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6）

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地传达了这几次谈话内容。

4月2日和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扣压”的“左派”文章，即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和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前者说：“《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后者称：“作者心目中的‘海瑞’不是历史上的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现在的、顽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发言批判彭真。康生系统地批判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运动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则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并揭发彭真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错误”，以此说明彭真在此次运动犯“错误”的必然性。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

随后，毛泽东于4月14日对《通知》的草稿作了重要修改，加上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语，并为《通知》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毛泽东还针对《二月提纲》关于“有破有立”的观点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要彻底地破。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并说：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斗争，不斗不倒”。

自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来，毛泽东对彭真及北京市委的做法很不满意，甚至认为已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障碍。在这个过程中，江青又多次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毛泽东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①4月下旬，彭真被停止了工作，在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彻底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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