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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治下的社会现实。“雨天的书”这专栏“在半年里只写了六篇，随即中止了”456，周作人却藉此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散文美学；换句话说，他曾经提倡的“美文”，似乎更是落实于此。总括来说，就是：“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无论述生活，忆往事，还是谈思想，记读书，要皆如此。文章写出来有此境地，关键还在写时所持态度——当周作人意识到“教训之无用”，明确了“生活之艺术”，也就尽可“平淡自然”地写他的文章。他比以往更充分地表现自己。谈到“雨天的书”一类文章时说：“这些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不久他更宣布，“我以后想只作随笔了”457，而不再写长篇论文。联系前面提到的“文学小店”关门，可以说文学批评家周作人从此就让位于散文家周作人了。尽管他强调说：“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458但《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苍蝇》等篇，显然更侧重于“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偶然的片刻优游”，在他的创作中，别启“闲适小品”一路。单以文章而论，此前此后所作，除路数相近者如《乌篷船》、《谈酒》外，似乎都不及这批作品名声来得更大。　。　想看书来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5）

二

周作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记云：“伏园来，云已出晨报社，在川岛处住一宿。”先是周作人记录的《徐文长的故事》“不知怎地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459，继而鲁迅的《我的失恋》又被抽下，孙伏园遂愤而辞职。这对周作人影响自然不小，因为此前他写文章多交《晨报副刊》发表，——情形与此相仿的还有鲁迅。“伏园既然离开了《晨报副刊》，便提自己来办一个出板物，大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受别人的干涉，于是由他自联络筹办，结果除他自己以外还有李小峰章川岛，作为经营出板的人，做文章的则另外约了些人，经过一次会商，这刊物的事情就算决定了。”460即如周作人十一月二日日记所述：“下午……又至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小峰、矛尘、绍原、颉刚诸人议刊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板，晚八时散。”杂志如期面世，大获成功。不久孙伏园被请去办《京报副刊》，于十二月五日出刊；《语丝》则由周作人实际主编。自此《语丝》及《京报副刊》成了他发表意见的主要阵地。

周作人所撰《〈语丝〉发刊辞》说：“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上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制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这番讲《语丝》的话，也可以用来说《京报副刊》，或多或少还可以说此前的《晨报副刊》，更恰切的则是表白周作人自己这一时期文章总的倾向。

四个月前，周作人著文解释他写作上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生上的——双重态度：“老实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其实我们这样说话作文无非只是想这样做，想这样聊以自娱，如其觉得没有什么可娱，那么尽可简单地停止。我们在门外草地上翻几个筋斗，想象那对面高楼上的美人看着，（明知她未必看见，）很是高兴，是一种办法；反正她不会看见，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罢，这也是一种办法。”461后一方面上承《〈自己的园地〉自序》之“我已明知道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前一方面则接续“但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他又说：“我是喜翻筋斗的人，……在许多知识阶级的道学家看来，我的筋斗都翻得有点不道德，不是这种姿势足以坏乱风俗，便是这个主意近于妨害治安。这种情形在中国可以说是意表之内的事，我们也并不想因此而变更态度，但如民间这种倾向到了某一程度，翻筋斗的人至少也应有想到省力的时候了。”实际上是基于“教训之无用”，对于自己的一种新的定位。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6）

此后周作人一再强调这一点。他针对日本厨川白村“表示他要离了纯粹的艺术而去管社会事情的态度”的两本论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当时鲁迅的译文正在报刊揭载——和《往十字街头》，造了一个“十字街头的塔”，作为自己现在立场的象征：“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这是个人主义者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的姿态；而在周作人看来，如果不首先或不始终是个人主义者，也就谈不上是自由主义者。文章中还说：“只是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智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妨害，还是如水竹村人所说‘听其自然’，不去管他好罢，反正这些闲话都靠不住也不会久的。老实说，这塔与街本来并非不相干的东西，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即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在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总之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所以我这塔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不过这个名称是由我替他所取的罢了。”462“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即《沉默》所云第二种方法，“出在街头说道工作”即第一种方法，仿佛判然有别，实则同为一人——在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且在他看来，远有蔼理斯等，近有《语丝》各位同仁，无不取这一立场。

上述文章讲到“沉默”、“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主要是从“教训之无用”出发；周作人并非没有另外一重考虑。《语丝》上与《十字街头的塔》同期发表了他的《净观》463一文。——“净观”实为“生活之艺术”的核心，而这又特别针对有关两性关系的看法而言；即如周氏所说：“平常对于秽亵事物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艺术地自然，二是科学地冷淡，三是道德地洁净；这三者都是对的，但在假道学的社会中我们非科学及艺术家的凡人所能取的态度只是第三种，（其实也以前二种为依据，）自己洁净地看，而对于有不洁净的眼的人们则加以白眼，嘲弄，以至于训斥。”他所以推崇蔼理斯即是这一原由；《净观》谈的则是日本学者废姓外骨，表示“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的所谓秽亵趣味，即对于礼教的反抗态度”，其实还是同样道理。——周作人说：“中国之未曾发昏的人们何在，为什么还不拿了‘十字架’反抗？我们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道德的见地，提倡净观，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本是法国拉勃来（Fran？ois　Rabelais）464的主张。拉勃来“不是狂信的殉道者，也异于冷酷的清教徒，他笑着闹着，披着猥亵的衣，出入于礼法之阵，终于没有损伤，实在是他的本领”，周氏引为对待日趋严重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禁锢——当时《自己的园地》与《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都被北洋政府查禁——的态度。虽然他强调说：“他又说将固执他的主张，直到将要被人荼毗为止：这一点很使我们佩服，与我们佩服外骨氏之被禁止三十余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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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拉勃来的这一影响，构成了周作人的人生观的重要成分。他说：“我实在可叹，是一个很缺少‘热狂’的人，我的言论多少都有点游戏态度。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但是如法国拉勃来（Rabelais）那样只是到‘要被火烤了为止’，未必有殉道的决心。……耶稣，孔丘，释迦，梭格拉底的话，究竟于世间有多大影响，我不能确说，其结果恐不过自己这样说了觉得满足，后人读了觉得满足——或不满足，如是而已。我并非绝对不信进步之说，但不相信能够急速而且完全地进步；我觉得世界无论变到那个样子，争斗，杀伤，私通，离婚这些事总是不会绝迹的。我们的高远的理想境到底只是我们心中独自娱乐的影片，为了这种理想，我也愿出力，但是现在还不想拼命。”465“如我屡次所说，我是同拉勃来（Rabelais）师父一样的，我只主张到需要被烤了为止。我对于这个地球并没有了不得的情愫。我觉得为了这班到底不大会聪明起来的仁兄们而被烤是不很值得的事。”466“教训之无用”本有两层意思，一是“无效”，即无人理会；一是“无用”，即无所建树，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此一前提下，周作人将其个人主义立场发挥到了极致。作为思想者他要求绝对自由，无论申说与否；作为人则还以活着要紧。而正因为作为思想者而活着，活着也就不仅仅是活着。以后他在关键时刻所做抉择，与此或许不无关系。

这一时期，相对于“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周作人更多选择的是“出在街头说道工作”——既未“被火烤了”，也就不必“为止”。一九二四年与一九二五年交替之际，他宣布：“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这是现实刺激，也是自我反思的结果：“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我不相信因为是国家所以当爱，如那些宗教的爱国家所提倡，但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却是正当，而且与更‘高尚’的别的主义也不相冲突。”467周作人“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468，上述“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甚可警惕，是以不遗余力加以抨击。尤其针对日本人在北京所办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先后写了《清朝的玉玺》、《日本与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等十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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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晚年回顾说：“日本是一个名称君主立宪，而实际是由军阀专政的国家，民国以来北洋政府虽然还很反动，可是民间有些活动显得有民主的色彩，这与日本人的观点是不大合得来的，其时便在报上大发议论，处处为反动势力张目，其影响实在是很大而且很有害的，五四以后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可是人们都不当它是一回事，以是外国人所办的新闻造谣是常有的，算不得什么，不值得费笔墨来同它斗争，这种理由有一半是不错的，但是一半也在读者，要能够知道它是在造谣才好，可是在中国这怎么能行呢？至少也是在北京‘辇毂之下’，数百年来习惯于专制之淫威，对于任何奇怪的反动言论，都可以接受，所以有些北京商会主张，简直是与《顺天时报》同一个鼻孔出气的，这个关系似乎很是重大。”469这被他称作“由我匹马单枪去和这形似妖魔巨人的风磨作战”，前后持续三年之久，涉及北伐、清党等一系列事件。“我对于外国的某一类文化还是很有趣味很想研究的，但我觉得这两不相妨：赏鉴研究某一国的某种文化同时反对其荒谬的言论与行为。”470　可以代表周作人的基本立场。事实上，他常常是以“日本通”的身份去戳穿日本的假“中国通”所造的谣言。

周作人批驳《顺天时报》等，看似强调“中外之分”，其实却是“新旧之分”。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他驳斥外国人的谬论，同时也拒绝本国人的类似谬论。他之所谓“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只是关注点稍有差别，根本则是一致的。周作人仍然一如既往地以文明反抗野蛮，以自由抵制专制，以理性驱散迷狂。他在一篇介绍俄国亚力舍托尔斯泰——也就是十几年前译就而未能出版的《劲草》的作者——的文章中说：“我们相信立在文化最高处的精神上之贵族主义者其主张不外对于一切压制专断的憎恶与反抗。”实乃他的自况；从这一立场出发，他说：“我觉得中国人的大病在于喜欢服从与压制，最缺乏的是对于一切专制之憎恶。”471就此所发的议论，未必不能纳入“我的思想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的范畴。这在致穆木天的《论国民文学的信》472中讲得非常明确：“无论是幸不幸，我们既生为中国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汉族的短长及其运命。我们第一要自承是亚洲人（‘Asiatics’！）中之汉人，拼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类中汉族所应享的幸福，成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们不自菲薄，不自认为公共的奴才。”然而“拼命地攻上前去”，用意却在于此：“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当初宣传新村，同样提倡的是个人主义；此亦证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正是殊途同归。五卅运动发生，周作人这一立场更其彰显，他说：“中国现在应该根据正当的民族主义，办教育，练兵。然而如没有自觉没有改悔，这也是空想梦话，——什么都是空想梦话。”473——至于“国民文学”，在他最终归结为一场全面的国民性批判：“我们在反对别人之先或同时，应该竭力发掘铲除自己的恶根性，这才有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则只是拳匪思想的复活。”“在积极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还有这几件工作：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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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论国民文学的信》重新在《语丝》——那一期几乎是“国民文学”专号——发表，周作人补充说：“我不知怎地很为遗传学所迫压，觉得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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