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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相会。一墙之隔，却见不到亲人，李莎不甘心！她继续向有关部门交涉，打听审讯情况。后来，经过许多周折才了解到，案件已由法院驳回进一步审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李立三确实曾被押上军事法庭审问。在法庭上，李立三据理力驳，推翻了内务部对他的一切指控，并再次写信给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和此次军事法庭对他的审判，指出这次审判的非法性。经过几次审讯和法庭辩论，军事法庭认为李立三犯罪的证据不足。于是，把他又送回了内务部。这个消息使李莎备受鼓舞：对李立三的控告显然是证据不足，能进一步审查就说明有希望！何况时至1939年夏，“镇反肃托”高潮已过，兴风作浪最厉害的内务部部长叶若夫被撤职，不久便被法办枪决，作了“替罪羊”。新上台的部长贝利亚作出“纠偏”的姿态，释放了一些人，社会上的政治气氛已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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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节的礼物：李立三回家了

李莎耐心地等待着，期望李立三不久能回来。时间一天一天地流逝，仍见不到李立三的身影，李莎内心的焦虑又重新升起：我的期待会不会落空？十月革命节来临了，李莎的家里却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息。晚上，她早早就躺下了，奔波了一天很疲倦。可是，身子躺在了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眼前老是晃动着丈夫的身影，多么盼望他归来呀。

“叮铃铃，叮铃铃……”门铃突然响起来。李莎心里一怔，这么晚了谁会来？她披衣下床，打开了房门。门外，站着内务部的一名军官。她心里一震，以为又是为李立三的案子来找麻烦。李莎厌恶地扫一眼军官，冷冷地问：“你找谁呀？有什么事？”军官并不计较她的冷淡态度，脸上堆着笑，上下打量着李莎，问：“您就是基什金娜同志吗？”李莎很久没有听到这样亲切的称呼了，疑惑地点点头。

军官依然笑着说：“今天是11月4日，再过三天就是十月革命节了，我给你带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礼物……”“礼物？十月革命节的礼物？”李莎狐疑地小声问。军官闪开身，身后露出她日思夜想的李立三，她惊喜地喊起来，不顾一切地拥抱李立三，眼泪扑簌簌地洒落下来。李立三捧过李莎的脸，用手指揩去她脸上的泪。她看得清楚，李立三的眼眶里也滚动着晶莹的泪花。

李莎放开李立三，转过身，疯子似的，忘乎所以，冲着里屋大声地喊起来：“妈妈，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是的，李立三实实在在地回来了，结束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监狱生活。这是李莎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在李立三被释放出狱的第二天，李莎就急不可耐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外国语师范学院的团委书记：“李明被宣告无罪释放了，他是好人，一个真正的好人。”团委书记也很高兴，他真诚地对李莎说：“是的，我也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应当释放他。对不起，让你受了委屈。”他郑重地把团证还给了李莎。

铁窗苦斗：李立三在狱中纪实（1）

李立三出狱那一天，李莎与他彻夜未眠，听他说狱中遭遇。后来的年代里他又陆陆续续给李莎和孩子们讲了一些。1993年苏联内务部档案对外开放，李莎趁回莫斯科探亲之机，和女儿英男一道前去仔细查阅了当年李立三在狱中的档案材料，对他被捕审查的经过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苏联内务部最早的名称是“契卡”（非常委员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称“内务部”，后来改名为“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总部坐落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与克里姆林宫仅有一箭之地。这座阴森森的灰色大楼令人望而生畏，内院监狱关押着重要犯人，审讯、上刑、处决都在本院进行。1938年2月24日，李立三就被关在了这里。那天，因抓人过多，囚车不够用，他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押送下穿过市区，步行到卢比扬卡。牢房里拥挤不堪，只能就地而立，连伸手的地方都没有，李立三的腰带、鞋带被抽走，裤子上的扣子被剪掉，以防逃跑或自杀。同时，这也是他们增加被扣押者心理压力的一种手法。

第一次提审，李立三就报了自己的真名，说明他是中共中央委员，李明是他在苏联的名字。审查员一听就叫嚷起来：“混蛋！你还敢胡说八道，冒充中共中央委员！”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反应使李立三马上想到，内务部根本不了解被抓的是什么人，抓人名单显然是由别人提供的。近几年；所揭发的事实证明，许多中共干部在苏联受迫害，都是王明、康生通过共产国际干部部提供有关名单或进行举报的。《救国时报》编辑部的廖焕星、张报、邱静山、于辛超等同志在李立三之前已先后入狱，只剩下谢唯真一人在狱外，以致《救国时报》在李立三入狱后不得不于1938年2月停刊。

李立三的假案是套用当时惯用的手法杜撰出来的。首先，是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无限上纲，例如所谓“编审工作中的政治错误”。1936年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翻译出版的有关公审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资料，这份资料由林达生任责任编辑，李立三负责编审。译稿中“党徒”一词引起了异议。王明、康生提出这是“政治错误”，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进行审查，对林达生给以处分。同时借用此事，李立三进行指控，说他“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说成是‘党’，把匪徒说成‘党徒’”，这是“蓄意蛊惑人心”、“阴谋将反革命黑货塞进政治出版物”。在林达生被捕后又进而诬告李立三是莫斯科市“华人反革命谋杀集团的头头”，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策划谋杀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还有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等，并胡说什么李立三在中国一直搞反革命活动，1930年到苏联来也是带着反革命任务来的。

为了给这些骇人听闻的罪名寻找“依据”，苏联内务部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要知道，当时仅凭犯人的“交代”，就可以马上送去枪毙。第一次审问，内务部人员就把皮鞭放在桌上，妄图给李立三一个“下马威”。二处处长沃尔夫松用连夜审问、不准睡觉的疲劳战术折磨李立三，进行诱供、逼供，甚至把一些经用刑后招供的人拉来“对质”，李立三还是坚决否认。沃尔夫松想迫使他“就范”，把他关进像棺材一样狭小、黑暗的禁闭室，用皮鞭、橡皮棍毒打，李立三仍不屈服。有时，利用他处于昏迷状态，逼迫他在“交代书”上签了字，第二天他一恢复体力，清醒后就推翻假供词，坚持进行反抗。

李立三认为，这是异常严肃的###，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他觉察到有人想把他的案件无限扩大，进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进行诬陷。一次审讯时，沃尔夫松就拿出有瞿秋白、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罗迈等名字的中共领导人名单，诬称他们都是“###产国际的托派集团”，逼着李立三承认这个集团是他于1930年推行“立三路线”时带头成立的，其目的是“破坏和消灭中国革命力量”。李立三听后大为震怒，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诋毁和诬蔑是他绝不能容忍的。李立三坚贞不屈，决心斗争到底，他坚决要求写信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查员开始不肯，李立三就声称他的案件至关重要，许多情况只能反映给苏共及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才能澄清是非，迫使审查员不得不同意他的请求。李立三抓紧机会，把自己的冤案写信上告斯大林。他的信，斯大林究竟看到了没有，不得而知，但李立三利用这种迷惑战术，拖延时间，不断写信上告，以引起各方领导人的注意，这样做确实达到了目的。李立三自己说，他当时最担心的是把他当做一般犯人草率处理，拉去枪决。他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写信，审查组就不敢轻易对他动手了，并于1939年1月不得不将此案转交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于当年5月正式开庭审判。李立三经过认真准备，在法庭上进行了自我辩护，对起诉书中所罗列的罪状一条一条地予以了义正严词的反驳。他郑重声明，中###史不容歪曲，所谓“华人反革命集团”完全是杜撰出来的，他自己绝不是托派，更不是“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进而控诉了一些人采用非法手段进行逼、供、信，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李立三有力的自我辩护引起了法官的重视，法庭经研究决议，对李立三的控告因证据不足，予以驳回，待进一步审查后再议。

铁窗苦斗：李立三在狱中纪实（2）

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李立三的案件从此有了转机，原负责人沃尔夫松被调走，不久被撤职判刑。新来的审查员态度比较认真，详细地研究了李立三的资料，不再追究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是对具体的事情，如公文包的丢失、1936年的译文问题等等进行了实事求是地调查。李立三看到了一线曙光，但仍然受到监禁。监狱里的日子很难熬，李立三后来常说：“坐敌人的牢房容易，坐自己的牢房难。”既要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清醒的头脑来反抗提审时的暴虐、欺诈，又要机智灵活地对付牢房内各式各样的考验。

有一段时间，李立三被关在与世隔绝的单牢里，突然又押进来一个犯人。此人愤愤不平地向李立三诉苦，大骂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制度。这种反常的表现引起了李立三的警觉，他马上严厉斥责道：“住口！不许谩骂苏维埃，不许说共产党的坏话。”这个家伙被弄得很尴尬，第二天被带走时，和李立三握手，悄悄地说了一声：“你真是个好同志！”李立三心里豁然一亮：这果然是一次考验。

另有一次，李立三被调到大牢房里，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这也是内务部惯用的伎俩：利用刑事犯去整治###，以摧残其意志和身心健康。李立三很快发现同牢里有一个“大块头”，满脸横肉，敞胸露怀，炫耀着自己的文身。刑事犯们毕恭毕敬地侍候着他，惟命是听，狱外还常有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把一筐一筐的水果给他送进牢里，再由他分给小喽啰们吃。李立三马上判断出，这肯定是黑社会的头目，他想起在安源、上海等地和青帮打交道的经验，便采取巧妙的办法，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大无畏的表现和称兄道弟的攻心战术，很快就把这个头头争取了过来，保护了自己，避免了来自刑事犯的欺压和虐待。

远离祖国，身陷囹圄，有冤难申，李立三的心情可想而知。每当看守所发放生活补助费、站在门口念名单时，受到家人关照的难友们一个一个脸上挂上笑容，李立三就更加感到形单影只的忧愁，以为自己不会有这样的福分了。未料，在坐牢半年多之后，有一次他模模糊糊地听到喊自己的名字，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仍坐着不动，直到看守不耐烦地又喊了一声：“李明！”他才起身走到门口。难友们看见一个外国人居然拿到家人送来的钱款，个个惊异万分。李立三领会到这是夫人李莎的心意，激动得热泪盈眶，性格刚强的他此时刷刷地掉泪也不怕别人笑话。

从此，李立三每月拿到50卢布，可以改善生活了。原来狱中吃的只有黑面包和稀粥，根本没有蔬菜，严重影响了囚犯的身体健康。现在李立三在狱内小卖部经常买一些胡萝卜和洋葱生吃，解决了维生素缺乏的问题，又买一些肥皂来洗脸洗澡。他还是个“大烟筒”，现在可以买烟抽了，当然是非常高兴的。但最使他高兴的不是香烟，也不是蔬菜，而是精神上的支持。有人思念，有人关心，他就更有信心坚持斗争、生存下去。此情此景，他出狱后经常给李莎讲述，回国以后见到刘少奇、陈云等也都讲过。李莎和李立三两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在患难中磨炼得更加亲密深厚了。

李立三走出冤狱，真可谓死里逃生。一方面，这是他在狱中坚持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周恩来、王稼祥两位同志为他交涉、作证。1939年7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医治臂伤，这才知道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的消息，他当即向苏联有关部门进行交涉：“你们这里关了一位叫李立三的同志？”他们查了名册后回答：“有这样一个人。是根据你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建议逮捕的。”周恩来气愤地说：“那是一桩冤案。李立三是有错误，那是事实，但说他是托派、坏人，这纯粹是诬陷。”共产国际档案材料写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开会研究李立三问题的时候，周恩来出席，肯定了李立三入党以来为党所做的有益工作，并表态说：他和李立三长期共事，可以证明李立三和托派及党内叛徒从来没有什么勾结或私人往来，也从来没有纠集反党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这样的证词在当时的分量真是字字千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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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窗苦斗：李立三在狱中纪实（3）

1939年11月4日，苏联内务部向李立三正式宣布了审查结论。结论中说：“鉴于李立三在法庭上否定了原有控告，法庭决定进一步审理此案。现经调查证明，原李立三案件的审查办法是错误的，对李立三的控告纯属沃尔夫松（注：审判员）等人的杜撰诬陷。李立三对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历来直言不讳，并已多次作过检查。现决定结束对李立三的审查，立即释放。”

宣读后，审查员告诉李立三，周恩来现在莫斯科，问他愿不愿意同他见面。李立三当时虽然尚不了解周恩来在共产国际为他作证的事，但他马上想到，这个问题不是随便提出来的，此次他无罪释放肯定与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活动有关。他当然很想见见周恩来，但又考虑到当时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担心这样匆匆见面会给周恩来带来麻烦，便婉言回绝说：“我的问题还需共产国际作出最后结论，在此之前我与周恩来同志见面恐怕是不大合适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李立三做人的原则立场：他从来不愿意连累别的同志，又坚信真金不怕火炼，真理一定会胜利的。

从后来公开的材料可以看出，李立三不愧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39年10月26日，他在莫斯科监狱中还写道：“使我非常痛心的是，我于1930年犯下极为严重的错误，给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尤其是在立三路线登峰造极的时候，我被莫须有的成绩冲昏了头脑，曾以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为由，居然把对中国革命的忠诚与对共产国际指示的忠诚对立起来。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把我召到莫斯科来，才截断了我这条危险的道路。此时，我把自己错误的路线已推向彻底破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服从共产国际指令，来到莫斯科。这样一来，共产国际挽救了我，使我不至于继续动摇、背离国际路线、最后彻底堕落。感谢共产国际领导开会无情批判了立三路线，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从档案材料中看出临出狱前，李立三再次向共产国际写出了检讨，他说：“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了许多错误的指示，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想起给党造成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所犯错误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点：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努力向党、向人民赎罪补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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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李立三写《自述》（1）

李立三虽然出狱，内务部的审查已告结束，但共产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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