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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千古罪人。

李德非但不听劝告，而且当面训斥道：“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怕双方争吵起来，故意错译为：“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

刘伯承苦笑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

又有一天，李德去参谋总部路上，见到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饭，一脚飞起踢翻饭锅，刘伯承见此怒不可遏，这明明是欺负中国人，他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

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悻然而去，向中央局书记博古告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妨碍他的工作。

博古找刘伯承谈话，把他调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

为正确的军事路线而受打击的刘伯承，在红五军团的岗位上，仍旧刻苦自励，认真工作。

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都非常尊重他，遇到问题常向刘伯承请教。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

这时，博古等在战争指导上由单纯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逃跑主义，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人，开始长征。

刘伯承所在的红五军团担负全军的后卫掩护任务，命令传到后，董振堂、李卓然立即把转移命令告诉了他。

刘伯承叹道：“失败，这是早就预料到了的。

按目前的形势也必须要转移，但不知道中央对于转移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和部署？”

董振堂直话直说：“军委的命令很简单，也比较含糊，只说了我们军团的后卫任务问题，对整个转移的目的、任务没讲。”

李卓然补充说：“中央的决定可能与目前的严重敌情有关，有些具体问题，恐怕还没有来得及做进一步研究。”

刘伯承在困难时刻，毫不悲观，“不管前一段情况如何，现在马上转移出去是必要的，因为许多时机已经错过，改变打法恐怕也不行了。

现在我们转移到外线去，最起码把敌人调动开，发挥我之优势。”

他认为董、李军团首长要召开干部大会解决思想问题是一个很切实际的措施。

董、李对干部传达军委转移命令，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将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

刘伯承在董、李的支持下，告诉大家：同志们对一年来的作战有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实战证明我们红军确实失利了。

认为我们没失利，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但是如果说我们红军完全失败了、不行了，那也是不对的，那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他向大家提出希望：我们党还在，红军还在。

目前我们的转移，在一定意义上说，应该算是认识错误的第一步。

他受贬而仍以革命大局为重，维护党的团结，坚决执行任务，这种高尚品质，使许多人深受感动。

人们也知道，五个月前，刘伯承在《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中，把机动战的原则和具体实施方案都作了详尽的阐述，要求游击队首长“必须是政治坚定，行动机警而熟于游击战术的人”，“要抓住主动权，机警地进行警戒、出敌意外、要‘游’要‘击’的游击战术，千万不可老是一条路和呆停一地，给敌人以伏击和袭击的机会。”

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8）

“敌人的堡垒主义，原是耗散兵力的，我们要使其一个堡垒不空，而且更向后方延伸，敌兵虽多，如此耗散，将无重兵深入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便于我红军消灭它。”

刘伯承倡导的“游击队集团”及其活动要领，是多年军民合作共同创造的总结，可惜被当时的中央所拒绝，不然不至于造成被迫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后果。

刘伯承关于游击作战系列思想，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大放异彩，游击集团把日本侵略者的‘牛刀子战术’、‘铁壁合围’等一一给予重创。

长征多险关克难创奇功（1）

一周四捷音1935年1月，刚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刘伯承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担负指挥任务。

首先碰到乌江南岸开辟渡口的问题。

江面宽达250米，水深浪高，架设5米宽的浮桥，器材和技术是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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