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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刘伯承认为军事学院是军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机关，有责任把研究确定的军事术语（包括军队标号）呈报中央军委使用，以在全军得到统一。

为此，他亲自负责，掌握军事术语兴废统一的研究，使凡改变和新起用的军事术语都具有可靠的根据和充足的理由。

刘伯承亲自修改了一些关系重大的军用名词，如把“工兵”细分为“工程兵”和“工兵”，“战车”改为“坦克”，“冲锋”改为“冲击”，“驱逐机”改为“歼击机”，“河川地战斗”改为“江河地战斗”等等。

有时他为了确定一个军事术语的兴废，往往摆满一桌子中外书籍和字典，反复推敲，再三思考，并找来有关人员共同研究后才能定下来。

他还指示有关业务部门在办理这项工作时，要严肃慎重，讲究科学性。

1955年7月，刘伯承在给彭德怀呈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同时，亟须学习我军战史，使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发扬我军光荣的战斗传统。

他还建议：对《苏军野战条令》要批判地使用，要编写成我军自己的条令。

刘伯承有说到做到、雷厉风行的好作风，这些意见也很快地贯彻到了实际工作中，比如到1956年，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编。

这是相当艰巨的工程，他为此出了大力。

在刘伯承提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主张的第二年，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毛主席、党中央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

6月，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强调对苏联经验要采取学习与批判的态度，既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和机械照搬。

学院加了一个文件：《毛主席对军事学院的训词》。

曾经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深受教条主义之苦的刘伯承，对于如何反教条主义有精当的见解。

在1956年12月的一封信中，他提出：“科学研究在军事上，若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出发，即从适应现代国防要求出发，我们似乎应着重研究‘战史’，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持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

同时，我们似应着重研究我们所学现代战争，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

以上两种研究又必使之结合起来，以求适应于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情况。”

就此，他进一步具体地提出：“我们反教条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正是为了善于学习，善于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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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掌教硕果累累（6）

现代国防需要知识。

我们实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学院‘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党的八大政治决议要我们解决主要矛盾，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满足人民需要的状态之间的矛盾’，那我们只有在提高国防科学水平上去努力吧！”信末，他署名之后写道：“1956年1月26日眼花手抖书此。”

这是刘伯承在上海治病期间写的，足见他多么关心要正确地反教条主义。

1957年3月上旬，原志愿军第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经南京军事学院领导批准，受上海市领导机关的邀请，去作上甘岭战役报告。

崔建功看望刘院长时，老院长问了他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情况，又问了：“上甘岭你们四十五师守了多少天，伤亡了多少人，有什么经验。

”他一一作了回答，病中的刘伯承听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好。

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么打上甘岭战役，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

到了战场上，就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灵活运用这些原则。

所以，教条不教条是在用，而不在教。”

这位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把刘院长对于军事理论如何实现的精辟见解，做了准确的记录：“军事原则，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

哪一本军事书不讲争取主动，但到时候则因内外各种因素的干扰有些人却陷于被动。

如进攻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但有时候却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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