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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部分（第1页）

第十三章　民族国家　欧洲联邦

第一节　狭隘的国际主义

新闻媒体一旦把某一政治家在公众眼里描绘成了某一形象，他几乎不可能摆脱这一形象。在他生涯的每一重要时期，这一形象便会出现在他本人与公众之间）人们似乎看到和听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被编造出来的那一人物。

我在公众中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不坏的。　我是“铁娘子”　、“好斗的玛吉”和“阿提拉母鸡”，等等。由于这些称呼，一般给予对手的印象是我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女人，我乐于被人们描绘成这样，虽然没有人会真正这样一个心眼地强硬，但在一个方面，我受到了损害：每当人们谈起欧洲问题时，通常把我描绘成一个狭隘的、怀旧的民族主义者，当欧洲理性的现代光芒照向不列颠古老政权的封建饰物时，我好像不忍眼看这些饰物像哈维沙姆小姐的结婚蛋糕那样落入尘埃。我“处境孤立”，“在向后看”，“扎根于过去”，“抓住帝国的残骸不放”，“迷恋于过时的主权观”。的确，把我对欧洲的所有论述都看成是那样。

事实上，我对欧洲联邦主义的怀疑有三个基本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联盟对有成效的国际主义是一个障碍。（另外两个原因是英国已表明，已经建立起来的、“令人满意的”民族主义是国际合作的最好的基石，并且，像我在本章其他地方所辩解的那样，民主在联邦制的超国家中不能发挥作用，在那里，各种不同的语言使得民主辩论和民主负责制仅仅成为了口号。）实际上，欧洲的联邦主义者是“狭隘的国际主义者”，是“心胸狭窄的欧洲人”，他们一贯将共同体的利益置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之上。欧盟几乎要破坏关贸总协定，它已经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一系列的贸易纠纷；它对中欧和东欧新建的出口工业保持了高得出奇的贸易壁垒，从而拖长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它以不成熟的、莫明其妙的军事计划打算建立一个“欧洲支柱”或“欧洲防御一体化”，威胁要分裂北约组织。这些起破坏作用的大多数首创行动自己都不能言之成理。他们仅仅是为了要更加接近那一天——届时“欧洲”将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旗帜、国歌、军队、议会、政府、货币，人们设想，最后还会有一个统一的人民。

不止我一个人在告诫说，这样做会促使美国和日本也建立类似的保护主义帝国来保护它们自己。到那时，世界可能会逐渐走向奥威尔所描述的大洋洲、欧亚大陆和东亚这三个未来日益敌对的世界商业帝国。在这一进程中，战后对我们起了很好作用的国际组织，如北约组织和关贸总协定将会受到削弱，被搁置一旁，最终变得毫无意义。这一前景依然存在，应该使我们感到担心。

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展望21世纪末，前景很可能更加令人忧虑（因为更加不稳定）。考虑到世界上一些中等国家和大国，如印度、中国、巴西、可能还有俄国，现在正平稳地站在自由市场革命的边缘，再加上当今的经济大国：美国、日本和欧洲联盟（或者对这一方案稍作修改，成为法—德“快车道”集团），我们到2095年看到的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拥有半打以上的“大国”，它们都有自己的庇护者，如果彼此孤立，它们的地位都是脆弱的；如果他们组成了对路的联盟，就能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而且不管愿不愿意，它们都会采取长期的外交策略以保证它们的相互地位能够得到改善而不是恶化。换言之，对于2095年看上去可能像1914年，只是舞台多少要更大一些。

不论你所喜爱的梦魔是奥威尔的三方分享战利品，还是1914年梦幻的重现，避免这些事件的要诀是同样的，如果大西洋联盟实质上仍然是由美国统治，周围有一些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一般都听从它领导的盟友，上述两种情况就不一定会发生。人口、资源、技术和资金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如果美国在联合起来的西方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伙伴，那么，西方就能在整个世界继续成为一支占统治地位的力量。由于作为最后一招，只有一个超级大国才能真正提供集体安全，因此，世界上的其他力量（不包括“胡作非为的国家”和恐怖主义集团）一般都会支持，或至少会默认这样一种国际结构。

我认为英国在这样一个结构中的作用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这不是我支持这一结构的主要理由。我的理由是，这样一个世界能最好地满足国际和平和集体繁荣的需要。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也会是一个自由世界，比一个由亚洲或欧亚集团所控制的世界要自由得多，虽然，这些集团在历史上和近年来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但是，让我再强调一遍，除非说服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继续成为一个在欧洲占有统治地位的强大力量，否则，这一局面是不会发生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保证美国军队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留在欧洲，特别是今后几年预算压力会诱使美国撤军。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想悄悄地把自己建成一个独立的“第三种力量”，这会与美国疏远，使它把大批部队撤回国内。这一赌注是大的。分裂西方、向世界长期不稳定迈进，为了使欧洲能多少提高自己的地位，在七八个超级大国中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超级大国，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最有害的和最不负责任的民族主义形式。

第二节　走向马斯特里赫特

在我要离开唐宁街时，我感到遗憾的几件事之一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使我没有时间去处理欧洲迅速发生的变化。1990年秋，人们在为后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打基础，旨在为成立一个联邦制的欧洲合众国搭制框架。自从我当首相后，在欧洲共同体内进行了许多斗争，但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规模和如此重要的斗争。

当然，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欧洲委员会和一些政府首脑对共同体的目的和方向的看法与我的观点很不一样。为了告诫不要让中央集权制、保护主义和联邦制持续发展，我于1988年发表了布鲁日演说。在布鲁日，我摆出理由反对企图使一些国家去“适应某种容貌的欧洲个性”，而是要求“在独立主权国家之间进行自愿和积极的合作，以此作为建立一个卓有成效的欧洲共同体的最好办法”。

自那以后，我更加感到有必要详细谈到可供选择的另一种看法，并争取国内外对它的支持。这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困难很多。在保守党内部有一些人数颇多但仍占少数的、坚定的热心欧洲的人，他们几乎欢迎所有在布鲁塞尔决定的事情。《单一欧洲文件》与我的意向相反，也与我对当时正式提供的许诺理解不一致，它为欧洲委员会和欧洲法院加紧推行集权化提供了新的领域。由于它们各自不同的原因，法国和德国——法——德轴心占统治地位一一都急切地向同一方向迈进。在美国，政府在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认为促进一个由德国领导的、统一的欧洲能最好地保证美国的利益——尽管海湾战争的经验无疑会促使布什总统对这类假设提出疑问。

尽管如此，我仍然确信，只要目标专一和意志坚强，就可以使布鲁日提出的办法取得成功，因为三个长期性的影响对其有利。首先，需要帮助新解放的东欧国家，这给联邦主义者们狭隘的欧洲主义带来了困难，因为他们的高税收、高制约和高补贴制度最终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第二，全球的经济变化显著地扩大了金融和商业范围，这会减少欧洲共同体本身的相对重要性。第三，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越来越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人民的情绪正在背离他们所疏远的官僚政治，而且是在恢复有历史渊源的地方和民族的同一性。这可能需要10年时间，但是我感到这是一个有前途的事业。

1990年11月22日星期四，我作为首相在向下议院作最后一次演讲时，奚落了工党在重大问题上有意识地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

他们不会告诉我们他们的立场。他们需要单一货币吗？他们准备保卫这个联合王国的议会的权利吗？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妥协，把事情掩盖起来，留到日后再说，希望美国人不会注意到对他们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权力是怎样逐渐失去的。

当时我不知道，的确，也没有必要去想像，别人也会很快地对我的继任者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说同样的话。我知道，约翰·梅杰可能向需要政治和经济联盟的大多数政府首脑寻求某种妥协。当约翰还是财政大臣时，从我们的交流中这一点就已很清楚。而且，我能十分理解，在我辞职之前进行的有关欧洲问题的激烈辩论后，他想弥合党内的创伤。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快地完全改变了我所采取的立场。

12月，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公开鼓吹通过我始终不信任的西欧联盟发挥特殊的欧洲防御作用，因为我知道其他人，特别是法国人，想利用它取代必然由美国支配的北约组织。后来在1991年3月，首相在波恩宣称英国位居“欧洲的正中心”。对我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仅是从地理概念来说，而且我们的传统和利益在许多领域与大陆的邻国非常不同。例如，在贸易方面，特别是在农业贸易方面，英国比较开放，更加依靠欧洲以外的国家而不是我们的欧洲伙伴。

我不希望别人看来我好像在伤害我的继任人。我知道他的地位仍然脆弱，我要他取得成功。特德·希思曾给我带来够多的麻烦，我不希望也给别人带来类似的麻烦。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发现辞职后我在发表意见时比辞职前甚至更加受约束了。但是，对英国未来的整个方向，甚至对它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发生争议时，凭自己的良心，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所以，虽然我对报道中的政府首脑正在讨论的条约草案疑虑重重，我想应该持建设性的态度，公开陈述我所需要的那种欧洲，同时在没有相反的证据之前，让政府尽可能长时间地认为该草案是可行的。

1991年3月，我作了离任以来的、第一次重要的公开讲话——那是在华盛顿，在一次由几位美国思想保守的智囊团成员安排的会议上。我绕开了英国国内政治比较敏感的领域，集中讲了欧洲共同体地缘政治的作用：

一个由单一民族国家组成的民主欧洲能够成为一支主张自由、有事业心和进行公开交易的力量。但是，如果建立的欧洲合众国践踏了这些目标，新欧洲将成为一个提供补贴和执行保护贸易制度的欧洲。

欧洲共同体的确负有政治使命。它要使新的、脆弱的民主国家更加可靠地扎根于自由和西方。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独裁统治结束后，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一旦民主和自由市场在东欧和中欧生了根，就必须接纳它们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同时，我们必须加强贸易、投资和文化联系。

当然，在美国提出这些论点特别合适，因为多年来它多少一贯地在推动英国向更为紧密的欧洲一体化靠拢。这一态度是建立在双重幻想的基础上的：首先，它假设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欧洲会对美国是友好的，这可减轻其部分防卸负担，或完全免除这一负担。事实上，大多数坚定的欧洲的联邦主义者都很有意识地要脱离美国，建立另一个超级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因为它有着不同的利益，在世界事务中，最终会成为美国的对手。这已经产生了实际效应。欧洲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已引起了大西洋两岸一系列的贸易冲突，即使冷战限制了这种对立。自从美国减少了驻欧洲的部队后，贸易方面的争吵变得更加严重，如美国和欧盟有关关税与关贸总协定的争吵。从1980年的威尼斯中东宣言到共同体对南斯拉夫战争早期的徒劳干预，欧洲共同体的外交政策几乎每一次都旨在把欧洲与美国区分开来，有时特别明显。时间一长，这类争端必将侵蚀一直支持大西洋防御合作的文化和外交方面的同情。同时，这些争端是按照联邦主义路线推行统一的欧洲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美国政策制定者作出的第二个错误的假设是，根据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组成的欧洲超级国家，按照美国对民主一词的含义（和按照该词的充分含义），它可能是“民主的”。我在华盛顿的讲话中对这一点作了直接回答。

有些人为欧洲共同体确定的不实际的政治任务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欧洲合众国：在这个欧洲，各个拥有自己活生生民主的民族将会屈从于一个必然是官僚主义的、人为的联邦结构。一个缺少共同语言的共同体不可能有官员们要对其负责的舆论。

由于英国政府当时的态度（至少在言辞上）对欧洲合众国是同样敌视的，用国内的政治术语来说，提出这些论点比对经济与货币联盟进行批评更为容易，因为政府对这一联盟的态度远不明朗。的确，事实已经胜于雄辩。1991年，显然，当时的经济政策主要取决于英镑与德国马克的比价，而不是考虑国内的货币政策。同时，当时正在利用汇率机制作为走向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工具。这至少与加入联盟时我的意图完全相反。当局就此问题不得不作出的任何说明也没有淡化这一印象。市值调整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实际上，政府的政策是英国应该采取2。25％（正或负）的小差距汇率幅度而不是这时的6％。

然而，我知道，在批评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时，我一定会使自己也受到批评。正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捍卫者所说的，在签署《单一欧洲文件》时，是我放弃了立场，他们只是在“I”上加了一点，在“T”上加了一横。所以，现在正把英国经济驱使到由政治决定汇率这一约束性措施的那些人宣称我无权对这个问题提出批评，因为是我把英国货币带进了汇率机制。我知道我对这两点指责有很好的答复。现在看上去正在呈现出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框架——实际上不能令人满意——与在谈判《单一欧洲文件》时所同意的安排基本不同。当时有人正在利用汇率机制达到某种目的。我不仅反对，而且在政府里明确表示，我永远不会执行这种汇率机制。同样，他们的这些论点也不可能阻止批评者提出批评。

所以，1991年6月18日星期二在向纽约经济俱乐部讲话时，我表示反对因国际原因执行受操纵的汇率，同时在坦率承认我的政府所犯的错误时也谈到了这一点。

随着80年代中期罗浮宫协议和普拉扎协议的签订，我们寻求将国际汇率更为稳定这一目标置于控制通货膨胀之上。1987—1988年我们在英国试图使英镑汇率追随联邦德国马克，从而加深了这一错误。在寻求稳定的汇率目标时，又一次违反了货币准则。这些政策使利率下降到了人为的、不能承受的水平。这反过来又促使货币与信贷过度增长。这引起了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通货膨胀，这是当前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奥斯卡·王尔德曾说：“经验是我们给自己犯的错误起的名字。”从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的教训中将要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应当致力于稳定价格——这只有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才能实现——而让市场上的公司与个人去计算在创造财富的交易中可能面临的其他各种风险。

当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凭猜测约略估计出”错误的汇率，并且因低估或高估汇率从而像微调一样使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产生巨变，这时，为汇率规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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