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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缘起

朋友李湧开的连锁书店叫中联图书公司。我闲暇时逛书店的习惯，几十年不辍。都说现在是网络时代，网上什么都有，还买什么书？我偶尔也上网，更喜欢的还是倒上一杯茶，拿着一本书，独自静静地坐，看的是书，体味的是一种悠闲。上网找不到这种感觉，于是逛书店成了寻找这种感觉的铺垫。李湧知道我有这种习惯，开书店之初就送了我一张打折卡，此后我逛书店大都逛中联图书公司，倒不是冲着这张打折卡，只是冲着朋友的这份情谊，购书时从来未向营业员出示过这张卡便是明证。但也有例外，2003年四月初的一天，我又去逛书店，正好碰到李湧亲自在店里指挥调整书架的位置，硬送了我几本书，其中就有一本署名方方、叶兆言等著的《闲说中国人》。不是打折的，是白送，不看白不看，从头看到尾，居然看出愤愤不平来。“闲说中国人”，中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虽说这本书只收录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我以为不管省略了哪个省市，也不能省略了浙江省和浙江人，“闲说”“忙说”都不行！

先从地理位置近的说起，六朝古都、金陵王气、石头城下、秦淮夜月，南京是可以大书一笔的。但坐在南京总统府里的是从浙江奉化一个叫做武岭的山谷里出来的蒋中正。苏州好，城里半园亭，几片太湖堆萃葎，一蒿新涨接沙汀，山水自清灵。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苏州如何能没有杭州？“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八十年代初，我在编《文学青年》杂志时，曾经邀请名作家高晓声和陆文夫先生来温州讲课，聊到南京、苏州和杭州时我曾有一比：南京是大宅门里的奶奶，苏州是小家碧玉，而杭州是大家闺秀。住在南京的高先生和住在苏州的陆先生拍案叫绝：豪门奶奶、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缺一不可。

十里洋场，高楼林立，通衢大邑，灯红酒绿，上海堪称中国的经济中心，世界性的大都市。但造就上海繁华的主要是江苏人和浙江人。当年“宁帮”和“锡帮”是上海工商界的两大巨头，所谓“锡帮”是以荣家（荣毅仁家）为代表的无锡人，而“宁帮”便是浙江的宁波人。清末以降，上海逐渐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唯有上海能与北京相抗衡。所谓“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扛大旗者，浙江人也。鲁迅、茅盾等等无一不是浙江人。

讲历史，我们承认，浙江无法与中原的省份相比。殷墟安阳、仰韶渑池的河南，轩辕皇陵、秦陵兵马俑的陕西，还有“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涸大槐树”的山西，都让我们望尘莫及。难怪河南作家乔典运称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妈，山西人是中国人的爹，而陕西人是中国人的嫡传子孙。的确，中华文明是在黄河流域孕育和成长的，在这些地方，你“随便抓起一把土，都会闻到古文化的幽香”（张宇语）。十三朝故都西安，九朝古都洛阳，还有龙门云岗，使得那些中华民族的“旁系”子孙至今趋之若鹜，乖乖掏钱往那边送。

讲政治，浙江更无法和其他省份的人相比。皇城根下的北京人不说，他们个个是政治家，开口若非经国大事至少也是皇城小道，听得我们张口结舌佩服得五体投地。即便坐在紫禁城里的从来也不是北京人，皇城子民还是有骄傲的理由。而浙江输出最多的是幕僚，即所谓的“绍兴师爷”，在为历代王朝的大大小小统治者出谋划策。

可是历史已经翻到了21世纪这一页。世界上曾经最为强盛的四大文明古国不说，连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曾经梦想征服世界的拿破仑法兰西和发动二次大战的德意志，现在也唯仅仅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利坚马首是瞻，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第一超级大国。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由于人口与地域的限制，浙江还未能成为中国的经济最强省。但她的经济强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浙江人对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因为是“闲说”，不必也不想用枯燥的数字来证明。只用一个假设：在成都的荷花池、石家庄的南三条、武汉的汉正街、西藏拉萨的八角街，甚至是北京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广州的中山路，如果发一个行政命令，所有的浙江人，或者哪怕仅仅是温州人，全部退出经营活动，我敢说市场立即会变的异常冷清。

故愚以为《闲说中国人》中应有浙江人的一席之地。也许编者会说，我们的“闲说”都是“自说自话”——方方写武汉，叶兆言写南京，张禹写河南，范小青写苏州等等。但我以为这也不成其为理由。浙江是经济大省，同时又是文化强省，应当向浙江的作家约稿呀！别的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下曾敬陪末座的一个文学社，就有诸如黄亚洲、王旭烽、余华、程蔚东、陈军、李杭育等等在当今中国文坛都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哪一位都可以来“闲说”一下的。

都说不平则鸣，我还有自知之明，不敢越俎代疱，代表浙江来闲说一通。一是我虽为浙江人，却一直生活在偏僻的温州，而温州是浙江的另类，习俗、民风、语言都与杭州、绍兴一带不同，无法代表；二是才气不足，“闲说”而能吸引人，非大功力，大手笔不可；三是下海十多年，笔墨生疏，等而下之，更加无能为力，不平则不平，腹诽而已。巧的是读此书之后一个月，“非典”肆虐，温州竟也发现一例疑似病人，消息见报，我任董事长的温州国贸大酒店一夜之间由门庭若市变成门可罗雀。商店骤停、出国路阻、旅游不许，一向流水般忙忙碌碌的生活似乎在瞬间凝结成冰，只能整日枯坐。面对书桌上的那本《闲说中国人》，我心中蠢蠢欲动，又起了写作的念头。

1989年与1990年之间，我与文友汤一钧、张执任合作出版过一本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遥望温州》。用文学作品来解读温州，我们是做得比较早的。考虑到随后接二连三的有关温州的文学作品大多落到一个“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功成名就”的模式，我们曾经相约，下一部作品要写出温州之所以能异军突起的深层原因，譬如特殊地域文化、政治背景、生活环境等等。可不久以后我即下海从商，张执任去欧洲定居，而汤一钧英年早逝，这一想法始终未能实现。而如今闲来无事，度日如年，是否可以重操旧业，另辟蹊经，用“闲说”的方式来叙说温州之所以能举世瞩目，温州人的影响力之所以巨大的原因呢？于是重拾丢下十几年的一支秃笔上阵，既度闲暇又偿旧愿，若真能让人们就此读懂一些有关温州的人与事则是意外的收获，幸甚！

书中叙述，大多亲见亲历，当不至于空洞无物，只是多年不动的笔墨，未免生涩，再加才力不继，只能靠温州与温州人的魅力来弥补了。

是为本书之缘起。

说“瓯”

要解读温州和温州人先要说“瓯”，“瓯”对温州人来说至关重要，温州人大多有“瓯”字情结。

温州古称“瓯”，瓯越、越瓯、东瓯指的都是如今的温州。温州为什么称瓯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因为温州人会制瓯；二说是温州的地形像“瓯”；三说是因这片土地上有条瓯江。

瓯，是古时我们祖先使用的盆盂类陶器，盛水盛酒用的。古人生活离不开瓯：“超宗既坐，饮酒数瓯。”（《南齐宋超宗传》）。1700年前的西晋名人杜预在《苑赋》中就明确指出“器择陶拣、出自东瓯”。这是迄今现存历史文献中最早关于陶瓷产地的记载。可见，温州陶瓷工业历史悠久。

在古代，瓯又是陶质的乐器。“坎其击缶，宛丘之道”（《诗经》陈风宛丘）。唐朝孔颖达《正义》将此解释为：“缶是瓦器，可以节乐，若今击瓯。”也就是说，瓯是钟罄一类的打击乐器。古时，我们祖先使用的盛器是瓯，高兴时打击的乐器也是瓯，如此娱乐，让人想起那些久远的蛮荒时代。

2002年11月起，文物专家对温州西郊的老鼠山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发掘，陆续出土了数百件器物，包括陶器、石箭头、骨质和玉质饰物等。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考证，这些器物绝大部分属于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朝。这表明，与7000年前已开始种稻、制陶的河姆渡文明毗邻的瓯越之地，在商朝时，已经开始制陶。

温州先民们的制瓯技术领先于中原许多地方是不争的事实。吴仁敬等著的《中国陶瓷史》说：“瓯越所造的青瓷，精密坚致，为后进天青色釉之始祖。”又说：“所谓缥瓷，即瓯越之青瓷也。”　经温州市文物工作者长期的努力，迄今已发现了100多处瓯窑古遗址，并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瓯窑瓷器。

我父亲是陶瓷专家，设计陶瓷炉窑的。他年近九旬而思路清晰。我曾与他讨论过这一点：温州的先民为何擅于制瓯，父亲认为是温州的粘土适宜制瓯的缘故。在交通落后的古代，原料就地取材是先决条件。温州的腊石矿又很丰富，给从粘土制瓯到以腊石为主要原料的制陶、烧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江西景德镇被誉于“千年瓷都”就是因为当地有优良的制陶原料——高岭土。

故善于制瓯的温州先民被称为瓯民，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瓯地也是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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