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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他当然也敬重六先生，但是要他像那位老秀才一样，一辈子窝在乡村里做一个孩子王，在穷乡僻壤教书度此一生，这可绝非是他所愿。他在西安读书时是见过些世面的，乡村的寂静与西安城里的噪动相比，就像是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委实憋得难受，令他难以在此安心教职。古人有诗云：“曾经沧海难为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要说张灵甫那时有什么野心，倒也不见得，只是外面那个造英雄的时势，喧嚣鼎沸，这对于有一点激情，又有一点抱负的乡村知识青年来说，的确充满了难以抗拒的诱惑。

于是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教着书，一边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前途来。

家里有个现成的榜样。长房的三哥张致甫在西安读完中学后，考进了北京的朝阳大学法律系深造，那时刚毕业回到西安做事，多年之后，张致甫在家乡当了好几任的县长。张灵甫对北京心驰神往久矣，便想循着堂兄的求学之路，也去北京试试运气。他这个教书先生注定是做不长了，没多少日子，他就辞别故里，千里迢迢到北京去赶京城的考场。也许是因为深受家乡积淀千百年古风的熏陶，张灵甫对中外历史一直情有独钟，他投考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并且一考即中，成了一名时髦的北大学子。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岁。

自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就一直是全国学生运动和社会思潮的交汇中心，汉花园红楼内外的校园里充斥着众多的学生社团，各种主义的宣传方兴未艾，到处都有人在慷慨陈词地演说、辩论，墙上的壁报语不惊人誓不休。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的大时代，一方面各地军阀为一己之私利，各自挟英美日德等国的暗中扶持，争权夺利，不时战火四起，以至国弱民贫；另一方面，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强烈地冲击着封建旧道德、旧礼教，*与科学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旗帜，热血沸腾的莘莘学子们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几乎无心向学，他们满怀热诚，组织上街*，宣传新思想，鼓动民众起来反封建反军阀。

张灵甫当时也应该算是一个追求进步的新青年，他不安囿于穷乡僻壤，跑到京城来寻求自己的梦想，欲通过读书来出人投地，也是人往高处走，无可厚非，如果不是适逢乱世，凭他孜孜以求的执著精神，最后读成个饱学的鸿儒名家也不无可能。只是，生活在北大这个时刻会令人精神亢奋、热血沸腾的大环境里，只有真正的书呆子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了。从闭塞的潼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在张灵甫的人生经历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北大的学生活动和宣扬各类主义、思想的讲座，令人大开眼界，很快他就被卷入学生运动的激进潮流之中。

西安的家人并不清楚张灵甫在北大除了读书到底还做了些什么。在他后来的同事、部下的印象中，他平时沉静内向，很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是偶尔发起脾气来雷霆万钧。这么说来，那些慷慨激昂的街头学生演说家里大概找不到他的身影，舞文弄墨倒是很可能有的，因为他后来不仅写过诸如《遭遇战之研究》、《山地战研究》、《日军作战心理的分析》、《在劣势装备下如何实施河川战》等军事专论，而且在硝烟弥漫的抗战间隙，还写过若干与打仗风马牛不相干的评论文章，有一篇的题目竟然是《评文妖郭沫若》。如此看来，北大的校园壁报上还是有可能贴过他的墨迹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造反历来多由秀才们挑动起来，可秀才们自己造反却多半造不出什么结果来。文人学生好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但是江山被他们指点之后，破碎依旧，笔杆子不能解决病入膏肓的社会之根本症结。学生运动看得多了，张灵甫发现空喊口号也闹不出多大名堂来，就对*逐渐萌生了倦意。然而时局的纷乱，已经使得这位嗜书的读书郎难以静心坐下来做学问，他曾丢开书本长叹道：“大丈夫当拨乱反正，旋乾转坤，措国家于磐石之安，凳斯民于衽席之上，而吁衡大局，非武力不足以除强暴，非破坏不足以言建设，吾宁长事铅椠乎？”　《张灵甫“烈士”传》　台湾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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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北大生辍学从戎（2）

既然不愿意“长事铅椠”，也就是说不想继续枯坐书斋，而想要去做些“武力”“破坏”一类的大事情，那这书到底还要不要读下去呢？答案很快就明朗了。

1924年9月，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燃起了烽烟。冯玉祥当时也属直系，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与热河一线与奉军作战。冯玉祥是北洋军阀中较具有*思想的人物，从1920年开始与孙中山接触，此后国民党人对冯玉祥不断进行争取工作，先后被吴佩孚打败的段祺瑞、张作霖也积极联络冯玉祥反直。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全国的普遍反对。在反直浪潮中，冯玉祥与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孙岳、胡景翼分别被任命为京畿警备副司令和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时，冯玉祥上演了一出现代版

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领军由古北口秘密回师北京，在孙岳部配合下，于10月22日连夜占领北京城。整个军事政变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北京一夜之间变了天。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随即联名通电主和，同时逼迫曹锟下令停战，免除吴佩孚担任的各项职务，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又称“首都革命”。

长城前线的直军得知后方生变，军心涣散，很快就被奉军击垮。事后，冯玉样召*议，一致决定立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商定请段祺瑞入京维持局面。会议还决定冯、胡、孙所部改名为*国民军，暂编三个军，冯玉样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随后，贿选总统曹琨被拉下马，早已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也被逐出了故宫，北方的政局为之大变。

直军瓦解之后，国民军的领袖们开始分享胜利果实，重新划定各自的地盘，胡景翼得到了河南的根据地，领衔主持中原地区的军政，大肆扩编他的国民二军。

张灵甫原本对于学生运动的空泛口号已经兴意阑珊，冯玉祥等人发动的“北京政变”，对已经有心从军的他所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学生运动整天*示威，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冯玉祥大帅旗一举，一夜之间就可以令北京变天。中国军阀政治的严酷现实，给这个学历史的年轻书生又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今日之中国，非武力不足以成大事，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起而行事的军人比坐而论道的文人，在推动国家历史前进上应有更大的作为。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古人一曲敦煌词，恰好道出他此时的心境，张灵甫坐不住了。

算起来，张灵甫在北大读书的时间并不长，从头到尾大约只有一年左右。离开北大的原因，固然有出于对秀才造反失望的因素，用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时以国是日非，民事日困，慨然有匡济时艰之志……”《张灵甫“烈士”传》　台湾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　1959年于是投笔从戎。不过，如果张灵甫能够顺利读完大学的话，他的“匡济时艰之志”或许还没发得那么早，也不一定马上就辍学告别北大。直接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他自己的生活出了点状况，这是一件他事先没多顾虑，却又影响到他继续完成学业的烦心事：他缺钱花了。

以父亲张鸿恩的经济能力，张灵甫从小吃穿是不用愁的，父亲也从没让他为钱的事情操过心，上中学又有堂兄大哥在西安照应，他只需安心地做他的学生读好书就行了，这就养成了他对钱财不太在乎的习惯，而且以后也一贯如此。当初赴京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对在北京学习生活的费用可能想都没顾得上细想，还是西安的两位堂兄给他凑了一些资助。而张鸿恩在家务农为主，他对北京城的了解肯定还不如儿子多。对于张灵甫放着好好的教员不做，辞了稳当的工作跑到北京去上学，张鸿恩心里不见得会很乐意，但是得知儿子顺利考上北京大学的消息，他应该还是挺高兴的，毕竟张家祖上并非书香门第，他这一辈出了哥哥一个秀才，下一代里也只有长房的老三读了大学，现在自己的儿子也能考上大学，而且听说就是当年的京师大学堂，他当父亲的还是要尽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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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北大生辍学从戎（3）

但是，北京不是西安，在京城上大学和在本地读师范的消费也远远不在一个档次。张灵甫在北大读了一阵子书，虽然有堂兄和父亲的资助，可衣食住行样样都得真金白银地支付，每个月只出不进，他所带的钱很快就要用完了。做学生的没有进账，书却是要继续读下去的，勤工俭学他也没这个概念，唯一的途径就只有向家里伸手了。他匡算了一下，在北京一年吃住学费等开销至少得要好几百块大洋，自己的家境虽然还过得去，但是他也清楚，家里既非名门望族，也非富商巨贾，几百块大洋对于务农的小康之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没有办法，为了完成学业，他只得硬着头皮给父亲写信告急。

张鸿恩接到儿子的来信傻了眼。那时他还是小本买卖，家业还没有后来那么殷实，几百块现大洋，要他一下凑齐这么多现钱还真是犯难。思前想后，他给儿子回了信，他在信里劝儿子，大意是说：念这书如果要这么多钱的话，家里是负担不起的，几百块现洋那得卖掉好些良田才能凑齐，庄稼人是靠地过日子的，要是卖了地，一大家子人靠什么呢？这书还是别念了，回家来吧2003年10月笔者与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先生的电话访谈。。

收到父亲的回信，张灵甫没有再坚持，他乖乖收拾起包袱，回到了陕西老家。这倒不是他对父亲就那么地言听计从，反正他自己本来这书就已经读得心猿意马了，见父亲不主张他继续学业，也就不再留恋京城的求学生涯，索性打定主意，干脆投笔从戎做现代班固去了。

二

陕西家乡的局面与张灵甫离乡到北大读书前已经很不相同，当时的西安正在到处闹*，许多学校都处于瘫痪状态，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相互串联交流消息，都摩拳擦掌地想要出去闯荡一番，在乱世中干出些名堂来。何去何从呢？这段时间，张灵甫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学时时聚集在一起商议。这群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单纯、冲动，对闯荡江湖充满着幻想和雄心，但在政治上还懵懵懂懂，头脑发热*喊口号还凑合，当真行动起来，还真有点没方向。商量来商量去，既然一直在嚷嚷着反帝反军阀，投军总不能再投到反动军阀部队去吧，听说冯玉样和胡景翼的国民军比较倾向革命，他们所辖的地区也很有些*的新风气，大家最后决定一起去河南，投奔胡景翼的国民二军。

不清楚张鸿恩对儿子的决定是什么态度，但是从张灵甫在投军路上的艰苦境遇来看，他的离家出走，似乎没有得到家里的大力支持。

“他曾经告诉过我，那段时间他的日子过得相当辛苦，随身仅带了一点简单的行李，很少的钱，买了车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到了开饭的时间，人家坐在他对面吃香喝辣，他为了省钱，只好眼睛望着窗外看风景。”张灵甫的最后一任夫人王玉龄回忆说2003年12月笔者与张灵甫的夫人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南行的列车隆隆地穿过豫西大地。车厢里面挤满了操着南腔北调的旅客，行李在他们的头上脚下凌乱地堆放着，混浊的空气中传来小贩含混的叫卖声，一片闹闹哄哄。一个学生装束的高个子青年临窗而坐，透过积着尘土污垢的车窗，他的双眸凝视着窗外，此时他的目光依然年轻，依然带着几分热切，几分单纯，几分对未知命运的憧憬。正是原野翠绿，鲜花烂漫的时节，窗外的景色却并不令人赏心悦目。这一带，胡景翼的国民二军与刘镇华的镇篙军在年初刚刚发生过一场混战，一路上，战乱的痕迹随处可见，沿途到处是背井离乡的人群，人们肩挑手提行李，衣衫褴褛，疲惫的脸上写满了无助和惶恐。我们无从猜测，面对车窗外的满目苍夷和芸芸众生，这个年轻人是否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走向有了新的感悟，是否就此发誓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而对主宰乱世、操生杀大权的铁血军人世界产生了由衷的膜拜和崇敬？

大约在1925年的春夏之交，张灵甫到达了河南开封。

一开始，他的投军过程并不太顺利。都说关中出大汉，张家的男子正应了这句话，他们清一色的高头大马，相貌堂堂，属于典型的关中大汉。张灵甫显然也遗传了家族的基因，他身高一米八七，魁伟英挺，仪表也非常出众，英俊的面庞，浓眉俊目，高鼻阔口，有一股咄咄逼人的霸气，不怒自威。这样的一表人才，而且是饱读诗书的名牌大学生，在今天站出来也是鹤立鸡群了，遑论是二十年代，他要想当兵吃军粮，本应不愁找不着去处，张灵甫也很自负。可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起先找了几个招兵的地方，居然都不收他，这使他的自信心大受刺激。不过他这人既然下定了决心，绝没有畏缩不前的道理，打听了一下不被录取的原因，人家的理由却滑稽得让他啼笑皆非，说是嫌他长得太高大了，不知是怕他随时会扛了枪跑掉，还是目标太醒目。最后好歹找到了国民二军的驻豫军官训练团，总算让他如愿以偿，张灵甫终于开始了摸枪杆子的生活。此段经历系张灵甫自己对其夫人王玉龄所述。

第三节北大生辍学从戎（4）

这时的河南，相比北方其他军阀的属地，局面的确是非常的热闹。当时也到河南投奔国民二军的师哲，在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这段经历时这样写道：

“当时郑州、开封确有些言论自由和社会活动自由。南方的一些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如黄绍纮、李烈钧等）、大学生、留洋生等等纷纷前来〔大多民初陕西响当当的人物——国民军副司令胡景翼。是为了在这里搞活动经费〕。一时间热闹非凡，人才济济，欣欣向荣。苏联的专家、军事顾问也应邀前来，为了接待他们，开封专门设立了三个招待处，而且允许共产党活动。*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在开封、郑州等地进行活动，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师哲　回忆　李海文　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12月

这位把河南的局面搞得有声有色，对革命分子招贤纳士的人，就是胡景翼。

说起胡景翼，在民初的陕西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胡景翼出生于陕西三原县，和于右任是同乡，青年时期经于右任介绍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也是同盟会会员。在民初陕西起兵造反的人中，既有江湖豪杰，也有许多文人雅士，胡景翼就属于后一类。他虽为文人，为人却侠义而有豪气，喜结交江湖人士，耆帅刀客，来者不拒。在辛亥革命时；胡景翼顺利发动这批江湖朋友组织武装响应革命的号召；并逐步发展成为陕西的实力派，因此胡景翼的部队鱼龙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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