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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一天，屠岸正在理发馆里理发。不知不觉地，他心中默诵起英诗。突然领悟到一句济慈的诗的意义，屠岸兴奋得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大呼“好诗”！正在为他理发的师傅惊得目瞪口呆。后来，这事传开去，屠岸得了个绰号“尤里卡”。

著名学者、教育家唐庆诒是屠岸读上海交通大学时的英语教师。尽管他双目失明，但讲课精彩，对学生和蔼、亲切，深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屠岸回忆说：“先生每周给我们上两节课，全用英语讲授。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说，你们学英文要做到能听能说能读能写能译，要做到脑子里不用中文而用英文思考问题。”

一次，唐庆诒嘱屠岸到他家去一趟。屠岸如约来到霞飞路上方花园师宅。唐庆诒对屠岸说：“我因目盲，不能阅读。所以请你来，为我朗读中文和英文的书、报、刊，每周一二次，可以吗？”屠岸知道先生是看中了自己的国语和英语发音准确流利，功课也好，所以要自己来帮他解决阅读问题。屠岸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一个接近先生又能为他服务的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毫不犹豫地说：“为先生读书报，是我最愿意做的！”

此后四五年间，屠岸每周登门一二次，风雨无阻，为唐庆诒朗读他需要了解或进一步熟悉的文学经典以及新闻报道之类。屠岸回忆时说：“朗读时，遇到我不认识的字、不懂得的文句，先生随时指点、解惑，或指导我查阅参考书。因此这种‘伴读’本身往往就是优于教室听课的一种学习。后来我又为他查找资料，整理他的文稿，中文则手抄，英文则打字。这也是极好的学习。我师从他真是得益匪浅啊！”

一天，唐庆诒说：“你为我读书报，我给你一点回报吧！”于是他教屠岸古文和古诗。他家藏书极丰，让屠岸把线装书《瀛奎律髓》、《杜诗镜铨》等找出来，从中选出若干篇教屠岸。

１９８６年６月，唐庆诒以８８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屠岸因病未能参加追悼会，对此屠岸至今深以为憾。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4）

１９４３年夏天，屠岸曾暂住在江苏吕城农村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迎来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一个多月时间里，前后共写了５０多首诗。这一时期他的诗短小凝练，遣词造句讲究，语言干净清爽，在意象的锤炼上也颇见功力，有小令般雅致的美。如《古诗》、《小城》、《暮》等都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叩门》，则把作者向往革命、向往新生活的那种急切、新奇又惊悸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说：“当时，我白天在田间、地头、河边、坟边观察，领会，与农民交谈，体验他们的情愫，咀嚼自己的感受；晚上就在豆灯光下、麻布帐里构思、默诵、书写、涂改，流着泪誊抄，有时通宵达旦。”

一天半夜里，屠岸朗诵新作，当诵到“天地坛起火了……”这句时，他的嗓门使隔室的居者惊醒，以为天地坛（乡间祭祀天和地的小庙宇）真的起火了，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跑到屠岸所在的屋里来问是怎么回事。等弄清了事情原委，他与屠岸相视而笑。从此，这位兄长叫屠岸为“诗呆子”。

“老运动员”的“地下艺术创作”生活

抗战胜利后，屠岸在《文汇报》、《大公报》、《时代日报》等报纸上发表诗歌，并在１９４５年冬与挚友们成立“野火诗歌会”，诗歌会延续了两年，最后被迫解散了。

１９４６年２月，屠岸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患了比较严重的肺病，在上海交大读四年级的屠岸被迫休学。休学后，屠岸在地下党组织内做一些组织联络和调查研究的工作。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１９４８年，屠岸在《盲者之歌》里，表达了自己愤怒、痛苦的心灵独白：“是的，我还能够听到　／　狱官的厉唤和囚徒的怒吼，／　刽子手磨着冷亮的钢刀之声霍霍，／　我也嗅到硫磺的毒焰弥漫，／　受难者的尸体散发出血腥和腐烂的气息；／　而太阳离我太远了，／　寒冷啊，我只是在黑暗的寒流中起落！”当然，面对反动派的恫吓和屠刀，诗人并没有被吓倒，他反而唱出更加激越的强音：“哦，让三棱镜把远距离阳光的焦点／聚集在我的躯体上，让它／向着夜中国的荒原燃起一股烽烟！”

１９４８年，屠岸翻译出版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鼓声》，借用惠特曼激昂高亢的诗句来为革命擂鼓助威，并预示代表中国未来的共产党将取得胜利。“惠特曼的《鼓声》是我的第一部诗歌译作，是在哥哥和未婚妻的资助下自费出版的。惠特曼是自由诗的创始人。选择他还有象征意义，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惠特曼支持北方的林肯，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告终，我想以此来象征代表中国北方的延安、西柏坡将战胜代表南方的蒋介石的南京。”与此同时，屠岸还进行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和阐释工作。屠岸感到欣慰的是“文革”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手抄本还在边疆的知识青年中流传。卞之琳评价屠岸的翻译水平“标志着译诗艺术的成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屠岸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饱沾浓墨，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光辉的一页》，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表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上海《解放日报》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屠岸的诗歌创作似乎停滞了，很多人对此疑惑不解。屠岸说，他也想写讴歌祖国的政治抒情诗，可拿起笔来，总觉得写不好，慢慢地文笔涩滞，也就很少写诗了。作为心灵诗人，屠岸对现实生活并没有回避，但在诗艺上，他却极力逃避诗歌的概念化和口号化。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文艺界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听到这一口号，屠岸兴奋激动了一阵子，提笔写出一些个性鲜明的诗和文章。那时，他正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工作。１９５７年春，他在中国文联的墙报上撰稿说：“现在文艺报刊编辑部有些领导是外行，领导干部应该选举产生。”此话一出，立刻捅了马蜂窝，屠岸被认为是右倾思想严重。尽管单位的上级领导一再保了他，可他写的检查总是过不了关，痛苦、郁闷和迷惑折磨着他，他彻夜失眠。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5）

屠岸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烧红的铁砧上挣扎的鱼，整天担心吊胆地没日没夜地痛苦的检查中备受煎熬。１９５５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是这样，１９５７年“反右”时也是这样。

屠岸说，仅仅因为他和胡风见过一次面，以及在解放前曾在学生文娱晚会上朗诵过“胡风分子”绿原的诗，掌握运动的人就宣布对他审查，撤销他的党小组长的职务，停止组织生活。后来以田汉为书记的中国剧协党组，经过内查外调，总算查出来他不是胡风分子，宣布撤销对他的处分。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转眼又有“反右”斗争这一关。这年春天，号召整风，鼓励争鸣，文联墙报编者约他写稿。他就写了一篇有关选举问题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主张文艺刊物的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应民主选举，选懂行的人来担任，再由党组批准。这篇文章在反右时成了一条大罪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当时被认为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所幸的是，当时以田汉为首的党组把他保护过关了。可是在档案中留下了“思想右倾”的评语。他因此需要“继续改造”，第二年就被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农村劳动。

“被下放到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省怀来县土木乡当乡党委副书记，每天的劳动强度都比较大，对于我这种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体力劳动是很好的锻炼，但我在心理上承受不了那种随时可能会被调回北京挨批的压力。”极度的痛苦和焦虑不安使屠岸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他彻夜失眠，精神呆滞，后来就病倒了。因为肺病复发，病情严重，他回到北京接受治疗。不久总算恢复了工作。但紧接着三年困难，因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加上心情恶劣，他的肺病极度恶化。１９６３年，在医院里他被切除了部分肺叶。

１９６６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犹如一场疾风暴雨，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砸了个晕头转向。大批干部被“打倒”，至于几年前的“落网之鱼”在这次浩劫中更是无一幸免，屠岸便是其中的一个。一夜之间，他被戴上了个“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虽然未受皮肉之苦，但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还经常有人对他当面斥责训话。他当时精神压力非常大，情绪坏到极点。他内心苦闷茫然，自解放前至今，他就一直跟党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不想活了，于是和夫人商量，打算同时自尽。可是一看到身边只有４岁的可爱纯真的小女儿，他冰冷的心一下被浓浓的血缘之情所融化，他怎么忍心抛下孩子一走了之？心里的苦闷无处倾诉，失眠像游蛇折磨着他，曾痊愈的神经官能症又一次复发了。诗人的心灵在哭泣、流血。

１９６７年１月，屠岸进了牛棚。“我本来是共产党员，怎么会突然变成三反分子呢？我在牛棚里待了两年半，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汇报我今天背了多少毛泽东著作，另外还要写思想汇报，写的时候还用蓝印纸复印下来留个底，不然将来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写下的都是些违心的话，我得说自己错了，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我就是用这个来说服自己承认我错了。”往事如烟，屠岸不堪回首：“当年我们那间牛棚里呆了好多人，我和贺敬之、张颖（曾经是周总理的秘书）呆在一间屋子里，凤子呆在我们的隔壁。但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问思想情况，两个人窃窃私语是千万不行的，因为会有人听到了向上汇报———写思想汇报不光要汇报自己的思想，还要被勒令汇报看到的情况。有时我看到有些人神态不对，也不敢问，唯有周末才能回到家中和妻子交流。”

１９６８年之后，屠岸看到被关进牛棚的人成堆成群，心想：关牛棚也不过如此吧！便也能睡得着觉了，睡不着的时候就背诵杜甫、李商隐或者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6）

１９６９年９月，屠岸去了文化部五七干校，从怀来到宝坻，最后到了天津郊区的静海县团泊洼。屠岸在静海干校艰苦的体力劳动之余，拥有自己的一块心灵净地。夜深人静之时，他偷偷地写旧体诗，背诵莎士比亚、济慈的诗。这成为支持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诗人就像当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一样，偷偷地在自己的心里进行“地下艺术创作”。任何艰难困苦的处境也不能阻挡诗人的心灵写作。这时他写过的诗词中有一首《清平乐》是这样的：“三生有幸，毕竟棚门进。恶鬼瘟神全得信，硬着头皮听训。一抬头阵阵春风，低头懒得装疯。惊叹疯狂世界，呜呼救救儿童！”

１９７３年，屠岸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直至粉碎了“四人帮”，诗歌生命的春天来到了，诗人才有了重新歌唱的机会，才有了在艺术天空里重新翱翔的激情。

“深秋有如初春”的心境

屠岸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担任过该社的总编辑、党委书记，后又担任了中国作协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职。诗人的创作环境改变了，诗人的人生哲学和诗歌哲学如同一棵饱经沧桑之树，强劲、坚毅。一首首佳作从诗人心灵的深处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白芙蓉》一诗就是其中的一首力作，此诗被选入由卞之琳、牛汉主编的《共和国新诗五十年》之中。

作为十四行诗的作者，屠岸一谈起它马上神采飞扬。他认为十四行诗与中国古体律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首十四行诗就是一个小宇宙，它不像自由诗那样随意，而是有开头、高潮和结尾，有起承转合，足以充分地咏物言志。他最推崇的中国十四行诗代表诗人是冯至。

１９８６年屠岸出版了他的诗集《屠岸十四行诗》（花城出版社），此诗集出版后，得到众多诗界同仁的称誉。诗评家杨匡汉称“《屠岸十四行诗》的问世，标志着又一位中国十四行诗人的成熟”；李元洛对诗人的诗大加称道，称“屠岸是一位具有自己的风格的诗人，他的风格整体美学特色可以用‘高雅典丽’一语来概括”；著名诗评家谢冕、吴思敬也都对其诗作做了充分的肯定。

“您属于哪个诗歌流派？”对此，屠岸说：“我很难确定自己属于什么流派，什么主义，我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写诗。总的说来，我写诗是本着关怀别人，关怀群众，关怀民族，关怀国家的初衷。孔孟之道的精髓就是仁者爱人。这一点是贯穿始终的。当然也有写内心世界的诗。但没有爱心，诗歌就没有生命。”

“您认为中国新诗是否存在被冷漠的现状？主要问题在哪里？”屠岸直言不讳：“当代诗坛并不是没有佳作、力作，但不能否认现在新诗处于低谷。真诗和伪诗在相互搏斗，新诗在严峻的环境中进行着艰苦的挣扎。某些诗人或者对环境不适应，或者为迎合而媚俗。科技猛进、信息爆炸、经济全球一体化等时代特征给诗歌提出新的课题。穷则变，变则通。诗人们也许正在寻找一条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受众的诗歌道路。但是我要说，万变不离共宗，诗歌不能离开真善美，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否则，诗就变到诗的反面去了。”

屠岸这位“诗爱者”，对诗有着朴素的、不加修饰的、发自内心的喜爱。说到技巧之于创作的重要性，屠岸说：“没有生活就没有诗，没有思想就没有诗，没有技巧也就没有诗。诗最好不要有刀斧之痕，这不等于诗不要技巧。天然浑成，天衣无缝，不是没有技巧，而是最高的技巧，达到了化境：‘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就是技巧规范。怎样学习技巧？说不好，靠各人自己去摸索，不仅可从文学作品，也可以从其他艺术作品去学习技艺，比如从优秀的音乐和美术作品中去学习。学习技巧，要靠领悟。”

屠岸不光是个诗人，还是个杰出的翻译家。他小时候跟父亲学过日语，从小学到大学学过英语、法语。他翻译的《鼓点》（惠特曼诗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迷人的春光———英国抒情诗选》（与卞之琳等合译）、《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美国诗选》（与杨德豫等合译）、《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济慈诗选》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译作与他自己创作的诗歌，都是我们文学宝库中的一笔财富。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7）

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屠岸花了３年时间，译成《济慈诗选》，１９９７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２００１年８月至１０月，屠岸趁着应邀赴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学的机会，游历了伦敦济慈故居，并把《济慈诗选》译本郑重地赠给济慈故居管理处。屠岸说：“虽然我的译本是必朽的，但是济慈是不朽的。”

屠岸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诗情有独钟，不仅因为济慈用美来抗衡社会的丑恶，与屠岸的价值观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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