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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许乃炯先生：他曾任中国驻世界银行的执董，我是他的技术助理。从他身上，我学习了作为中国人怎样在国际组织中很好的发展、怎样取得成功；

在外国人士中，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有合作的同事，也有我的部下，我们既是单独的个体，又是不可分割的团队。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亲密无间。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斯万·山德斯壮姆先生（Sven·Sandstrom），他曾任世行常务副行长，是我的前任、长者和师友。这个瑞典人不太容易信任人，少言寡语，但办事严谨，忠心耿耿。我们在工作中建立了互信，成了很好的伙伴。第二个则是翟瑞·莱斯（Gerry·Rice）。　莱斯是英国人，文笔出色，主管银行的新闻宣传工作，还是银行的官方发言人。他专业娴熟，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经常连续工作二、三十个小时，而不知疲倦。他办事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永远是工作第一。我们不仅曾在工作中密切合作，至今仍是最好的朋友。

最后我要感谢沃尔芬森行长，毕竟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先站住，再站高》这个书名，源于###总理当年对我的一句勉励。

那是1995年，当时的我被沃尔芬森选中，即将出任世行副行长兼秘书长前，财政部长刘仲藜带我去中南海面见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他对我说过的话中，最语重心长的便是这一句：“先站住，再站高。”

【注一：章晟曼先生于2005年12月底辞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接受世界最大商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邀请――出任该集团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全球银行业务副董事长、公共部门业务全球主席】，

【注二：詹姆斯·沃尔芬森，澳大利亚裔美国人，1995年5月――2005年5月出任世界银行第九任行长】

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1）

我隐隐感到，我好象跟它有难解的因缘，我生命中的一次次奇妙际遇似乎都是为了更近地靠拢它。

“我想，路易·普莱斯顿（Lew·Preston）的提议是个好主意。如果可以的话，你愿意来当世界银行的秘书长吗？”

当J·D·沃尔芬森在他的12楼行长办公室突然向我慎重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世界银行――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金融机构已经打了十三年的交道。

尽管那年，我才只有38岁。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时的中国正在搞“大跃进”，我的父母都在一家国营广播器材厂工作，父亲是车间主任，母亲是财务科长，他们每天都忙着“闹革命”，我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绍兴柯桥乡下的奶奶家，那是一个独门小院，楼下是厨房，楼上是睡房，我记得奶奶家的门口有一条很长的河，阳光下，河水闪着粼粼波光，不远处有一座小桥，是浙江典型的石板拱桥，对岸是满眼的稻田。印象中，除了冬季之外，人们总是在那里忙着。

我的童年是在江南水乡中渡过的。上小学的时候，我又回到上海。记忆中，我从很小就开始打理自己的生活。姐姐比我大一岁半，我们在同一个学校里，相互照顾。让我父母放心的是，从小学到中学，我和姐姐的成绩一直都不错，我还是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这期间，我和同辈人一样目睹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扭曲和狂躁，学校教育也极不正常，父母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我们，就这样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从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一天天长大，我甚至认为生活从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中学毕业时，学校考了五门功课，分别是语文、数学、政治、体育和英语，我居然全部得了满分！有一天，班主任突然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说，“章晟曼，市里决定从中学生中直接选拔一批学生上大学，我们学校选了你，你被保送进复旦大学了。”年少的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懵了，当我醒过神来，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时，全家人都喜出望外，想不到这个意外的机会后来竟然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

在政治气氛十分浓烈的1974年，中学毕业生几乎全部要下乡插队当知青或进工厂当工人。而我则幸运的被送进了大学的殿堂。几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一年国家想要加快培养一批外交人才，于是决定从上海的应届毕业生中特招200人，保送进复旦等几所高校进行专门培养。因为我成绩不错、出身也好，便被选中成为了其中的幸运儿。于是，当同学们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集体下乡插队时，我则带着一床被子进了复旦大学的校门。

当年的复旦，入校的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这群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则显得很突兀。为了让我们做到“又红又专”，学校把课堂搬到了崇明岛上的“复旦崇明干校”，我们在那里一边种地一边读书。或许也是歪打正着，当时复旦最好的教授中有不少都被发配到了崇明“干校”，接受再教育。我们这些学生的到来让他们好好地过了一回“教授瘾”，我们成了他们唯一可以教辅的弟子，三年里我们在崇明到受到了比城市里更系统的专业教育。

除了上课学习，我们还学作农民。插秧、养猪、放牛，这些城里少年不可想象的农活，我都一一做过。记得我还做过班上的炊事班长，清晨起来给全班的老师同学烧饭吃。下午，去地里放牛。那时，我有一本小小的英汉字典，当牛在远处吃草的时候，我就坐在树荫底下背单词，一天啃十几个，几十个，回到宿舍就与同班同学比谁的新单词多。那时候，年少记忆力好，几年下来肚子里竟已经装进了七、八千个英文单词，这为我日后阅读外文书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年少无忧放牛娃，横笛向天不回家”，少年时经历的辛酸苦辣，日后回忆起来竟有着青草般的甘甜。在崇明岛过了三年放牛背单词的日子后，我们又回到复旦大学本部学习了一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去世了，极左的“四人帮”被赶下政治舞台，务实开放的邓小平掌握了中国这艘东方大船的掌舵权，国家的航向开始转变，经济复苏、打开国门成为新的发展主轴。1978年，也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宣布“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高教部恢复了正常的高校入学考试。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欧美、日本等国家，对外交流迅速增加，“让中国认识世界”和“让世界了解中国”成为同等重要的两个命题。

这年三月，全国科学大会结束后不久，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上海、南京和西安设点招考“文革”后的第一批留学生。学校鼓励大家去报名，也不知是迟钝还是无知，我总觉得这事和我没什么关系，所以一直没有去报名，到了最后一天，指导员来找我说，“章晟曼你怎么没行动？你是团干部，应该带头才是”“，对呀！你学习好，应该去试一试呀。”在老师的命令和同学们的鼓动下，我报着试试的心态也去参加了考试。6月，通知发到学校，全国一共录取二十五人，上海五人，我的名列其中。通知要求，“7月到北京语言学院集中培训，8月出国。”

就这样，我又一次被幸运之神垂青。母亲从一只大木柜子的底层为我找出了一件父亲曾经穿过的散发出霉味的老式西装。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里几乎看不到这种款式的、带着资本主义气息的“奇装异服”。在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年头，我竟成为第一批二十五个穿上西装的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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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2）

我和另外两个学生被分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当时中美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直飞航班，我们只好绕道欧洲航线，在巴黎转机停留一天，使馆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去参观了“传说”中的埃菲尔铁塔和香榭丽舍大街，让我领略到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洁净与繁荣。

在麦基尔大学，我们有选修学科的自由，与我同行的同学中，一个选了语言学，另一个选了国际关系，我则阴差阳错的选了经济学。这是一个很感性的决定，事实上，尽管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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