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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2页）

由于皇陵被毁，诸近京县城遭受严重劫掠，兵部尚书张凤翼和总督梁廷栋深知罪责难逃，在崇祯帝派太监要他们项上人头前双双服毒自杀，总算死得舒服些，免去砍颈之痛。

同年秋，皇太极说话算话，自统大军跨过鸭绿江，对朝鲜展开大攻势。九月十日，清军挥军渡江，攻陷义州，一路势如破竹，十四日已攻破平壤，国王逃出汉城，三十日，清军占领汉阳。

身在南汉山城的朝鲜国王无奈，在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这位绝望的朝鲜爷们只得亲自出城入清军军营投降，正式向皇太极称臣，答应如下几项条件：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质子，常年呆在沈阳；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

还好，皇太极并未杀王灭国，订立誓约后即于二月二日撤兵，朝鲜国王率群臣跪送。由此，清朝再不用耽心朝鲜反复，又可从这个“大仓库”征调无数人力、物力以对付明朝。

崇祯帝大错之四

——误用杨嗣昌

按倒葫芦又起瓢。崇祯帝深感朝中无干事能臣。挑来选去，他选中了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听这名字就不祥），武陵人（今湖南常德）。此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不是别人，正是崇祯初年力主抚议最后被革职下狱的杨鹤。

崇祯七年，杨嗣昌任宣大总督，由于自诩知兵，他向崇祯帝上奏不少条陈，有一些确实管用，比如官方开矿招工以瓦解私矿矿徒造反等等。由于其父杨鹤病死，杨嗣昌丁忧在家。丁父忧刚要满期，其母又死。这时，崇祯帝见兵部尚书一职空缺（张凤翼畏罪自杀），就诏起杨嗣昌“夺情”视事。

这位杨爷进士出身，工笔札，有口辩，在崇祯帝面前朗朗开言，天文地理五行兵书无所不通，确实唬住了皇帝。每次入对，君臣二人都会密谈良久，崇祯皇帝常常慨叹：“恨用卿晚！”

面对当时“贼”满天下的局面以及满清虎视眈眈的威胁，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点不错，内部不安，何谈对付外来异族入侵。对于剿杀农民军的策略，他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让“流贼”插翅难逃。

平公而论，杨嗣昌的战略在理论上没什么漏洞，但坏就坏在纸上谈兵。而且，明朝各地将领、官员的执行是否到位，也是检验这种策略的“法宝”。

要实现“十面之网”打大仗，必然要有钱，因为“十面之网”需要增兵十余万。有兵，就要有饷，饷银哪里来？崇祯皇帝已经明确告诉他：“内帑空虚”，大内无钱。这样，就只有把饷银进行摊派和转嫁。如果是按以前卢象升的建议实行“因粮”（即田多的地主应该多交银），不算是坏事。要命的是，杨嗣昌病急乱投医，他改“因粮”为“均输”，即平摊在一般百姓身上。如此一来，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使得无数本来就活不下去的“良民”，铁下心加入“流贼”队伍。

崇祯用杨嗣昌是错，而这杨嗣昌用人更是错。他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

熊文灿大言虚妄之人，在其福建任上，专以金银财宝实施“买通”的安抚政策，招降海盗郑芝龙等人，然后“以贼杀贼”，依赖郑芝龙之力大平闽地的海贼。两广总督任内，他还是仅恃郑芝龙，平灭大海盗刘香。

由于在闽广之地为官日久，熊文灿手中奇珍异宝无数，拿出不少送入京中权门贵府，想自己能久镇岭南，坐享一方富贵，

其间，崇祯帝怀疑海盗头子刘香不是真死，就派太监以采买货物为名前往广东察验虚实，同时观察熊文灿为人。

公公到后，身为“中央特派员”，熊文灿金山银山地招呼，留饮十日，极尽奉承巴结。特派员公公高兴，言及中原“流贼”方炽，当时老熊喝多了酒，拍案大骂：“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前去，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

大公公闻言大喜，起身托手：“我来此地非为采买货物，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熊公有当世大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

熊文灿一下酒醒，傻眼了，后悔得要打自己大嘴巴，情急之下，他马上凑弄出自己去中原剿贼的“五难四不可”。

大公公也乐，说：“熊公您甭推辞了，我回去入禀皇上，倘若陛下有意，您也不能推辞大任。”

崇祯帝知道此事，就问杨嗣昌。杨嗣昌立刻推荐，说熊文灿绝对是人才。其实，杨嗣昌对老熊为人一无所知，他在朝中有个好友姚明恭与熊文灿是姻亲，劝他把老熊当成心腹助手来用，故而有此推荐。

于是，明廷诏下，拜熊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熊“总理”得诏后，闻知明将左良玉兵精，立刻调其六千精兵为自己贴身护军，又招募广东当地人二千多携“高科技”火器赴任。

过庐山时，熊文灿见到昔日好友高僧空隐，大和尚劝他说：“流贼不同海贼，招抚之计不可轻用。如果师出不胜，性命不保。”

熊文灿悔得肠子发青，只能硬头皮前行。

左良玉桀骜宿将，其下属与广东兵鸡同鸭讲，天天边走边互骂殴击，乱成一团。不得已，熊文灿只得打发粤兵回家，但左良玉兵又不听他指挥。杨嗣昌知道情况后，另调五千边兵归熊文灿调度。

杨嗣昌在崇祯面前拍胸脯说：“三月平贼”。他自己确实卖力，严肃纪律，大用赏罚，加上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将领有才略有勇气，在甘肃、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连连败退，几乎全歼农民军主力。

自崇祯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只有百十号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当土匪瞎转悠，官府认为他非死即伤，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动向。

当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过天星”等部农民军势大，在官军大力围剿打击下，逐渐不支。惧怕之下，他们提出要投降。

如果遇上洪承畴或孙传庭等人，肯定不吃这一套，农民军假降诈降不是一两次，歼此穷寇，可谓千载一时。

可巧，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总理”见京营军民屡战屡捷，自己寸功未立，心里很急。他一到安庆，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和刘国能处招降。刘国能首先投降，这位庠生出身的贼头为母所劝，还是真降。张献忠不死心，四处流窜，他本人几乎被左良玉打死。穷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并送给熊文灿大笔奇珍异宝“孝敬”。

朝中杨嗣昌听说此事，怕张献忠诈降，主张趁机剿杀。关键时刻，崇祯帝自作主张，下诏主抚。

有了朝廷赦令，大贼头张献忠在谷城外造房数百间，买地种卖，与民间交易往来，看似解甲归田，实则伺机待动。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间，由于张献忠、刘国能的“示范效应”，农民军头目罗汝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纷纷向熊文灿表示投降。得到同意后，这些人并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营于当地驻扎“待处理”。

也就是说，“受抚”期间，农民军得到了最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机会。特别是张献忠最为狡猾，在狮子大开口向明政府要粮饷的同时，本部人马高度戒备，刀不离身。

在熊文灿及杨嗣昌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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