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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那时候谭先生已经五、六十岁了，而我们都还是鲜花一样的年纪，对他的这些苦心良言自然无法理解。一直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老师所说的那种阅读和审美的判断力，真的会不断地受到你后来所读的书的层面的影响。如果再说得浅显一点，就是你后来看的每一本书实际上都是一种再教育，读一本好书，你的层次就上升了一层，或者是保持在原位不动，而每读一本坏书，你的层次也会相应地减低一层。这就是为什么谭先生要告诉我们说，他每读一本坏书，都要翻回去再看两遍莎士比亚，把受到的不良影响给着补回来。

张爱玲早年的小说是好的，虽然傅雷夸得有点过份，说什么《金锁记》是历年来文坛“最美的收获”，但考虑到当年张爱玲才二十二、三岁，前途不可限量，傅雷也是爱才，为鼓励新人才一时激动，没口子夸过了头。结果她这么一出名要趁早不打紧，一出名反而迷失了方位，后来再也写不出好的作品。虽然她此后屡屡想要突破，却终于无疾而终，以致于多年以后写出这些让我看了头疼的作品来，不得不跑去重读莎士比亚。依我看，这都是她早年的声名所累。可怜一世才女张爱玲，全被这些出名趁早的赞歌给毁灭了。

张爱玲最大的误区就在于，当作家，最重要的绝不是要出名，而恰恰是需要冷静地面对所有外在的名誉，甚至完全抛弃声名，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来。一个有功利心的作家是绝对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的。实际上，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出名不仅不要趁早，反而应该是越晚越好，甚至一辈子都不要出名才最好。卡夫卡活着的时候谁知道他是个作家？塞万提斯活着的时候别人甚至都不知道他还写过小说，是他死了以后人家整理他的遗物，才在他住所楼梯的角落里发现了厚厚的一摞手稿，后来拿去出版，才出了个《唐*吉诃德》。

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再举个极端点的中国的例子：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人知道《###》的作者是谁吗？看看书上的署名，“兰陵笑笑生”，有谁能告诉我这个人又是谁呢？长什么样？多高，多矮？胖还是瘦？哪年生的？是不是美女或者美男？是不是七十年代生或者八十年代后的新生代或者晚生代作家？是不是抽烟或者喝酒，是不是参加什么酒会派对，有没有跳过艳舞或者是看过艳舞，是不是开过什么《###》新书发布会或者《###》新书评论座谈会？再或者，这个小说写得这样###，作者本人是不是经常去妓院，是不是叫过小姐，会不会在现实生活中有过难忘的婚外情或者###？此外，从心理分析的角度上来看，作者是不是有恋母情结或者极度自恋的倾向？通过书中西门庆的行为来看，作者是不是具有阳物崇拜的倾向，或者患有自我与现实严重不符的深度精神分裂症？……

###说，这全都是我们现代人没事弄出来的毛病。平时我们说着这些看着这些的时候不觉得可笑，是因为我们的审美判断力已经被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给搅得彻底糊涂了，或者说，彻底麻木了。身在这个鱼目混珠、信息爆炸的荒诞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阅读审美判断力，从而彻底沦为了现代文化工业的附属品。我们不需要审美，是因为这套文化工业体系根本不需###们做出自我的审美；我们也不需要判断，是因为这套精确转动的齿轮系统根本不需###们所谓的判断。刚开始还只是麻木，到了最后就只剩盲从了。大众变成了娱乐工业单纯###的消费者，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购买。跟着市场经济的指标，叫我们往左看就往左看，叫我们向右转就向右转。书商找来的评论家大手一挥，说这本书好啊，大家就都蜂拥而上地去买这本书，大大小小的媒体也就蜂拥而上地报道，炒呀炒。而任凭施耐庵哭死，也没人去看他的《水浒传》。大家要看的是什么？是《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

这篇文章本来是因为看了一本不好看的书中了毒想洗洗脑，随便写出来发发牢骚，没想到写着写着走了题，倒成了对当下文学现象的大批判。题目也起得大了，什么阅读判断力批判，康老先生在地下要是知道了会把我骂死。然而这样一写，才终于吐出了胸中的闷气，也终于从毒蛊中解脱出来，整个人的精神都为之畅快起来。看来文学即大便，这话是不错的。所以结合前面所说的谭先生的名言，我总结出的经验是，要是想保持最基本的审美能力和判断力，第一是不要看坏书，即使不小心看了，也赶紧去找两本好书再看回来（倒也不一定非得要莎士比亚，只不过因为谭先生是戏剧家，所以我从了他），以免受到坏书的影响；但是光这样还不够，最好是能在看好书之余再把自己看后的想法记录下来，写成笔记也好，写成心得也罢，总之读一读，写一写，长此以往，才可以渐渐提高你的阅读判断力。

钟宜霖

2005．5．30．伦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从“小平你好”到“胡哥挺住”

我觉得新一届政府的领导者真是够倒霉的，先是在国际形势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接下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领导任务，当13亿人的家，做13亿人的主；现在伊拉克的战争还没闹完，又赶上了千年不遇的非典型瘟疫这么巨大的考验。天下民生这么重的担子现在全在他们肩上，可以想象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难以想象的压力，我还真替他们捏了把汗。

说实话，我旅居在国外一年的时间，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过国内的状况，我发现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爱国之心。也许是因为现在的形势的确已经非常严峻。这场病毒战斗，就像那天看到###在会上发言时说的那样，是一场硬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伊拉克战争还要恐怖。战争死的人是可以控制的，不打仗就行了，可病毒怎么控制？它还在持续###地、接二连三地传染、蔓延。不是人为地说想控制就控制得了的。###说，我们揪心，他说得没错。死了这么多人，而且最恐怖的是还在继续死人，继续蔓延，已经到了世界几十个国家，数千人的程度，全世界的人都在为这场莫名其妙而来的瘟疫和死去的生命揪心。

昨天我在网上碰到北京在一家外企工作的朋友，刚和他打了个招呼他就说要走，我说怎么了，他说马上就要封楼了，全楼的人都要撤离，因为这栋北京甲级写字楼里发现了一个SARS病例，所以整栋大楼都要在这天下午彻底消毒。说得我不寒而栗。那位朋友匆匆地跟我说了几句就走了，说也不知道哪天才会回来上班。紧接着今天收到我在大学里当老师的朋友的电子邮件，叫我近期先不要回国了，说现在学校的学生都已经放假，但老师和工作人员还是按时去上班。看得我真放不下这个心。我没法放心，尽管我自己不在北京，可我的父母都还在那里，他们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年纪，我真担心他们这个年纪的抵抗力，怕他们稍微一碰到病毒就会出问题。我真的很担心。

这几天我连着给家里打电话，先是父亲的生日，我祝他生日快乐，结果他说他自己都忘了，因为非典。我让他们千万注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多洗手，多喝汤，还介绍了一大堆网上看来的预防非典的中药药方等等。但是我今天在网上看到的消息，说同仁堂的药店已经排起了长队，连药厂的机械都因为超负荷工作坏掉了。一片风声鹤唳。

不只是中国，多伦多担心自己正在成为第二个香港。因为多伦多也属于感染较为严重的地区，现在城市的街头已经空无行人。美国的感染数字也在不断上升，已经超过了100多例。我所在的英国也未能幸免，据昨天的消息是已经发现6例，但是在上个星期，我所住的公寓已经每个门缝都塞了一张黄色的SARS预防和宣传的单子。

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场新的战争。是人与病毒的战争，是人与瘟疫的战争。从古至今，无数次的瘟疫曾经毁灭了无数的生灵和文明，但愿这一次人类可以利用先进的医疗手段和高科技逃过这一场劫难。全世界的人民都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被一种史无前例的病毒联系在了一起。香港和美国已经有研究人员研究出这种病毒来源自两种动物病毒，俄罗斯的研究者则认为这是实验室出来的病毒种类。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希望可以尽快找到解药，找到疫苗，或者其他可以解决的办法。科学在此刻变得是多么重要，早一天发现解药，就可以少死多少人。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尽管这些事情发生在离我数千里以外的北京，我遥远的祖国。我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担忧着全国的人民，担忧着整个中国的命运。现在的问题已经不仅仅只是经济，而是生命。是不断在增加的感染数字和没有安全感的人民。是的，人类有时候是那么地伟大，无所不能，有时候我们又是那么地无助，面对正在来临的灾难无能为力。

在网上浏览相关的新闻和消息的时候我在海外华人论坛上发现了很多爱国人士写的帖子。其中有几个简短的帖子让我非常地感动。有一个署名“民望是唯一”的人留了一个帖子，内容只有标题的一句话：“胡哥一定要挺住。”这短短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感慨。我记得这样的话我只听说过“小平你好”，那时候我还小，大概在上小学。多少年过去了，小平已经走了，但我们已经听见了“胡哥挺住”这样的声音，尤其是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苍生民心，可见一斑。最后要说的是另一个也只有一句话的帖子，是一个署名“屹立东方”的人写的，他说：“希望中国渡过浩劫，闯过难关，祝愿我的祖国百折不挠。”

是的，这也是我，以及所有海外中国人的心愿。

2003年4月20日，英国

早安，北京

钟宜霖

伦敦已经进入冬天，今年的冬天据说比往年都要来得冷。我房间里的暖气不知道为什么很弱，开了跟没开一样，冻得我在房间里还要穿着大衣走来走去。英国的房子都是独立供暖的，各家的暖气由各家自己的供暖设备烧，如果没人住或者为了省钱，可以一冬天都不开暖气，所以如果暖气坏了也只能是自己家修。我已经专门为这个找了房东来看，房东来了，楼上楼下地东敲敲西看看地弄了半天，拍拍手走了，最后还是没彻底解决问题。唯一的变化只是暖气比以前稍稍地热了一点点，但房间里还是冷的。

本以为自己这样已经算是很惨的了，昨天上网，看到有新闻报道说，北京南郊的几个建筑工地的民工，因为被工头拖欠了工钱，干了几个月的活，每天只能吃到煮白菜和冷馒头不算，几个月只领到了60块钱，换成英镑就是4英镑。

英国政府规定的全国最低工资是每小时英镑，而且每年都在根据通货膨胀的行情不断在上涨，比如我记得我几年前刚到英国来读书的时候，政府规定的每小时最低工资大约是英镑。也要比这几个从农村跋山涉水地来到首都北京的民工辛苦做了几个月的所得要高。

做这样的比较也许有点极端，但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英国这里，是没有任何一个雇主敢拖欠一个工人的工资的，打死他也不敢，否则政府会给工人提供免费的律师把他告得倾家荡产，小一点的公司甚至会因此关门倒闭。

刚才的话没有说完，为什么我自己的房间冷就想起了远在北京的农民兄弟们，是因为他们为了等待老板给他们补发几个月都没有发给他们的工钱，而不得不困守在寒冬腊月的北京城里，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在零下十几度的气温里，他们住的地方的屋顶只是几块拼贴起来的塑料布，冬天的西北风一刮，就刮得他们的“房顶”哗哗作响，而这些民工对记者所抱怨的只是：“前几天晚上的风太大啦，把房顶上压着塑料布的砖头都给吹跑了！”

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晚上后来是怎么过的，比起杜甫诗里所写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布衾多年冷似铁……长夜沾湿何由彻”似乎更加凄楚可怜，原因很简单，杜子美当年所经历的那天晚上不过是南方八月一个寒冷的雨夜，而这些人经历的却是在北方十二月寒风呼啸的气温在零下一度以下的冬天的夜晚。

这些人聚居在这个没有屋顶的临时工棚里，从照片上看，那些临时用几条木板拼凑钉在一起的板子就是他们的床，上面唯一的东西也是他们全部的家当就是他们从老家带来的一层床单和一条薄薄的棉被。

他们说，因为离开家出来的时候还是夏天，所以他们都没有带厚的被子，他们以为到北京来工作是一件多么值得家中老小羡慕的事情啊，他们以为只要到了首都北京，完成了几个月的建筑工作，他们就可以拿到原先工头许诺给他们的工钱，早早地回家和家人团聚过年了。

还有一个月就是中国传统的新年春节，而这些三、四十岁的男人们，就这样聚居在巨大的北京城市某个建筑工地的工棚里，瑟缩在冰冷的墙角，没钱吃饭，更买不起冬天的衣服，只能靠唯一的一条棉被裹住身体取暖，每天靠吃煮白菜和冷馒头为生。有一个人已经病了，没钱买药，在吃家里从邮局给他寄来的药。还有一个人实在坚持不下去，已经叫家里人给他寄钱，打算用这个钱买火车票回家去，工钱也不要了。

这群人现在心中唯一的幻想，就是这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们，能发给他们这几个月欠发的工资，因为那是他们几个月来用劳动换来的血汗钱。

这不是浪漫，在最冷的那几天里，他们实在冻得受不了，就干脆一起到附近拣了些破木头当柴火，在外面生了堆火，然后大家围坐在火堆旁边取了会暖。不能在屋子里生火的原因一是工棚太小，几乎除了两条木板拼的大通铺就只剩下一个狭窄的过道，二是因为棚里全是他们的被子床单，他们怕“把被子烧了”　。

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想，这已经远远不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问题了：君不见现在全中国的空置广厦千万间，房也千千万，价也千千万，上海的房价已经达到3、4万一平方米，比我所在的伦敦的房价都高，北京的房价在我出国后的这几年也在疯涨，据说市区的房价已经达到平均每平米上万元，而那些大言不惭的房地产开发商却还在信誓旦旦地声称：“现在的房价还不算高，比起纽约、东京来，中国的房价还有大幅度的上涨空间呢！”

我不想把这篇小文章写成论述政治经济的大文章，所以也不想在这里就这个问题再讨论下去，我只是想说，现在中国空着的房子千千万，但就是没有一间可以提供给穷人过冬取暖。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政府的福利制度远远跟不上经济制度的转轨，但这个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却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就是因为某些昧着良心赚钱暴发的黑心房地产商人为了暴利而哄抬房价，造成整个建筑畸形暴发，才会出现全国上下都一哄而上地大兴土木，好象只要盖了房子就会卖出个好价钱；而当现实的市场反应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建筑商们的资金回笼就开始困难了，于是他们一方面一再拖欠国家银行的贷款，甚至携巨款人间蒸发，另一方面就拖欠不给工人的那几个血汗钱：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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