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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纤云四卷天无河（第1页）

顺宗任命自己的老师王叔文等人进入了权力中枢机构。刘禹锡素来与王叔文交情甚好，而王叔文也很是赏识刘的才华，于是，在王叔文的推荐下，刘禹锡也官位升到了屯田员外郎。

王叔文和柳宗元一样，属于改革派，于是，这一批主张变革的大唐高官们，形成了一股创新的力量。刘禹锡、柳宗元就在这场革新运动中，结成了默契的友谊。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任何一次变革，大多都要以无数变革者的命运为代价。大唐的这场变革，也没有幸免。

变革触碰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底线，于是，保守派们反戈相击，使得变革所取得的星火胜利毁于一旦。作为大唐皇帝的唐顺宗，也并未因九五至尊身份而幸免于难，最终，他被迫让位，王叔文则被赐死，同样受牵连的，还有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他们先是被贬到了远州任刺史，之后再次被贬为远州司马。

这场变革，就是大唐史上的永贞革新，而后面的变革失败，就是八司马事件。

韩柳刘大唐铁三角中的两位，已经是日落西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好在“永贞革新”并非一无是处，这场短命改革给世人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遗产，即成就了数位流传千古的大诗人。

曾经主持的改革派们纷纷被贬为州司马，王伾被贬开州司马，王叔文被贬渝州司马，韦执谊被贬崖州司马，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韩泰被贬虔州司马、韩哗被贬饶州司马、程异被贬郴州司马，凌准被贬连州司马、陈谏被贬台州司马。

唐时“司马”是一个极品闲差，虽然是位于长史之下的州衙佐官，掌管统领州衙僚属，维护州官纲纪，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从中央贬黜到地方的监视对象。

人文出身的改革派们，被贬地方后大都觉得自己大志不得伸，心中时常郁闷。

不过也有一些人，心中虽然忧闷，但不喜言表，转而寄情于任内山水，投身诗词创作之中，最有名的当属“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与“诗豪”刘禹锡。

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皆是“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是改革派的主力，被贬地方之后，二人诗情如涌，柳宗元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刘禹锡写道“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与“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等。

刘禹锡和柳宗元所写的精品文章，很大一部分都是被贬州司马时所写，如刘禹锡的《陋室铭》、《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哲学著作《天论》三篇等，柳宗元的《溪居》、《江雪》、《永州八记》等，可见改革失败对二人影响有多么深刻。

韩愈，虽然与柳宗元和刘禹锡等改革派政见不一，但对二人评价都非常高，称二人“同官尽才俊，偏善刘和柳”。不难想象“刘柳”二人才能之出众。

韩愈遇赦，也不是立刻就由新岗位。

唐制规定，赦书由驿站传递，日行五百里。长安到阳山约三千八百里，中间须经商洛，过湖北，上湘江，经潭衡，然后逾岭。阳山当时属连州，连州属湖南道，湖南观察使衙门设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大赦令辗转经潭州，连州转送，到阳山时最快也需到三月中旬。

大赦令不等于新的任命，韩愈北上郴州待命，已是四、五月之交了。

韩愈离阳山途中的《缩龙宫滩》诗云：“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奔流疑激电，惊浪似浮霜。”恰是夏季阳山山洪暴发，江流悍急的写照。

待命的日子也令人煎熬，韩愈《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诗记载了这一时期他的心情：

“明时远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

北望讵令随塞雁，南迁才免葬江鱼。

将经贵郡烦留客，先惠高文谢起予。

暂欲系船韶石下，上宾虞舜整冠裾。”

该诗选取“大雁”“江鱼”等意象，这些意象的选取能够引起诗人感性之趣，意象之间的感情联系，足以表达韩愈对阳山环境的不适应和对于北方家园的深切思念。“塞雁”这一意象有很深的象征意义，因为“雁”本身就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很轻易就能够勾起韩愈的故乡之思和眷念亲友之情。这种被抛弃感和文化上的失落感，使韩愈更加伤感、凄怆。

八月，朝廷新的任命终于下达，不是官复原职，而是调韩愈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担任法曹参军，张署任江陵工曹参军。

韩、张二人的希望随之烟消云散，更加充满委屈和愤懑。因为“参军”的职位和地位很低。

韩愈虽然不满，但君命不可违，又与张署一起经衡州（今湖南衡阳）、过潭州（今湖南长沙）、渡洞庭、历岳州（今湖南岳阳），尔后渡江去江陵上任。

在江陵期间，韩愈一想起前半生的曲折经历，就陷入矛盾与苦闷之中。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命运如此悲怆？为什么那些无才无德的势利小人却能保其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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