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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实笃一样高。年纪三十五（按西洋算法），落落大方，让人一见如故。”319周氏在此亲身参加劳动，并成为新村的第一位中国会员。十一日离开后，又访问了大阪、京都、滨松、东京几处新村支部。周氏特作《访日本新村记》320详述经过，有云：“不但实见一切情形，而且略得体验正当的人的生活幸福，实是我平生极大的喜悦。”八月十日，他返回北京。九月十六日，首次在通信中提到“建设本国的新村”321。十一月八日，又为天津学术讲演会讲《新村的精神》。此后一年多里，鼓吹新村尤为着力，发表了《新村运动的解说——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说》、《“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新村的讨论》等文章，并在《新青年》登出《新村北京支部启示》：“本支部已于本年二月成立，有周作人君主持一切，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322当时他受武者小路实笃影响很大，在本年日记末尾特地抄录了“武者小路著作目录”，共计二十六种。

对周作人来说，从提倡“人的文学”到宣传新村，可谓顺理成章。他说：“新村的理想，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生活。这人的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方面是自由的发展。”323与《人的文学》所讲完全一致。他有关人的理想，是预期要获得社会实现的，新村被他视为最佳途径；换句话说，新村体现了他关于社会的理想。“安全的生活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的要求，人类也自然是一律的，算不得什么新理想，不过求这生活的方式与内容有点不同罢了。”他对内容方面固然关心，在文章中详加解说；方式方面亦多留意，一再提及。周作人信服凯本德所说，认定“社会的共产制度”不仅必须，而且必然；却担心诉诸暴力手段实现，所以倾力宣传新村。最早在《日本的新村》中已经讲到：“新村的运动，便在提倡实行这人的生活，顺了必然的潮流，建立新社会的基础，以免将来的革命，省去一回无用的破坏损失。”实地考察之后，更说：“新村的人，要将从来非用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平和方法得来，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未免太如意了，可是他们的苦心也正在此；中国人生活的不正当，或者也只是同别国仿佛，未必更甚，但看社会情形与历史事迹，危险极大，暴力绝对不可利用，所以我对于新村运动，为中国的一部分人类计，更是全心赞成。”324——这就要回过头去讲《小河》了。这首诗“当时觉得有点别致，颇引起好些注意”；但是就中“稻草”针对“小河”所说：“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以及“桑树”所说：“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将我带倒在沙滩上，拌着他卷来的水草，我可怜我的好朋友，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其实都有寓意，即如日后他自己所揭示的：“至于内容那实在是很旧的，假如说明了的时候，简直可以说这是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一句话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这本是中国旧诗人的传统，不过他们不幸多是事后的哀伤，我们还算好一点的是将来的忧虑。……鄙人是中国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四云，朕等之后有洪水来。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325周作人希望通过新村来解决这一问题。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1）

周作人还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起，支持此时兴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并出面为之募款，“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326。“工读互助团”与新村都标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颇有相通之处。周作人与李大钊在一九二〇年春天相识，后者也成了他的世界里的重要角色。二人皆积极参与“工读互助团”事；而当“半工”无法维持“半读”，运动遂告失败，李大钊提出：“其有一部分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327正是转而认同新村。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此外别无办法了。”328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所作《新村的讨论》329，是周作人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承认新村“不容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他将来的实现”。几年以后他说：“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330晚年更讲：“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而且那种期待革命又怀忧虑的心情于此得到多少的慰安，所以对于新村的理论在过去时期我也曾加以宣扬，这就正是做那首《小河》的诗的时代。那时登在《新潮》九月号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331不过新村之于周作人，并非过眼云烟。这是他第一次致力于社会问题之根本解决，此种信念以后始终不曾消除。通过理解新村，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更趋深刻。《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有云：“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同小异的世界。物质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以人类分子论，是一律的，以个人论，不妨各各差异，而且也是各各差异的好。……倘若藉口大同，迫压特殊的文化与思想，那又是一种新式的专制，不应该有的。大同与统一截然不同，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或者因此说新村是个人主义的生活。新村的人虽不曾说过他们是根据什么主义的，但依照我个人的意见，却可以代他们答应一个‘是’字。”如果说其间特别有所取舍的话，周作人正是由此奠定了自己一生的基本思想立场。以后他也说：“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纯是共产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张我总觉得有点迂远，虽然对于会员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一点是极可佩服的。”332基于此点，周作人反对一切群体的或个人的，政府的或民间的思想专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2）

当初访问新村，周作人曾说自己“思想上因此稍稍扫除了阴暗的影，对于自己的理想，增加若干勇气”333；待到中国的“新村运动”烟消云散，他思想上的“阴暗的影”或许反倒重了。其实在《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中已经讲过：“这理想的、平和的方法，实在是新村的特殊的长处，但同时也或可以说是他的短处，因为他信托人类，把人的有几种恶的倾向轻轻看过了。”由此而萌发的对于社会或者说对于人类根本不作指望，也成为他后来思想的主要基调。

这一时期，周作人生活安定，成就卓著。访日归来后，他携家眷先在绍兴会馆间壁曹家外院暂住；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与鲁迅一起迁入八道湾十一号新宅——这是出售绍兴祖屋后，由鲁迅经手买下的。不久鲁迅迎接母亲北上，夫人朱安及周建人一家随行。将近年底，周氏家族在北京定居。在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中间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母亲住中院北房西侧一间，朱安住东侧一间，中间为吃饭间；鲁迅先住中院西厢房三间，后搬到前院前罩房中间三间。周作人除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外，又从一九二〇年九月起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每周两小时，教的仍是欧洲文学史。“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一九二〇年里，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查鲁迅日记，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项下，记着‘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于是这一事也有了着落。”334鲁迅在大学任教，乃自此始。

一九二〇年春，周作人接受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新潮社的邀请，加入该社。新潮社由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江绍原、李小峰、孙伏园、叶绍钧等组成，其中不少人将在周作人以后的命运中或多或少起到作用。自《新潮》第二卷第五期起，周作人被推举为主任编辑，他也在这里发表了所译俄国弥里珍那作《老乳母》、日本千家元麿作《蔷薇花》等短篇小说。周作人的译著《点滴》于这年四月编就，八月列为“新潮丛书第三种”，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扉页上印了尼采《察拉都斯德拉的序说》里的话：“我爱那一切，沉重的点滴似的，从挂在人上面的黑云，滴滴下落者，他宣示说，闪电来哩，并且当作宣示者而到底里去。”注明“唐俟译本”。《点滴》无疑是新潮社所推举的新文学的典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3）

《点滴》收录了周作人至此为止的白话文译作；以前与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加上他以文言译的其他短篇小说，也在一九二〇年三月汇编一册，经陈独秀介绍，次年由印行《新青年》的上海群益书社出版335。鲁迅代周作人撰写的序言有云：“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较之从前几乎无人问津，显然今非昔比。译者宣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域外小说集》与《点滴》相继出版，完整地展现了周作人十几年来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成绩。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作人等七人聚会北京东城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宅，商议成立文学研究会，他被推举起草宣言。其中提出，成立该会的理由有三：“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虽然多年后周作人说：“可是事实正是相反，设立一个会便是安放一道门槛，结果反是对立的起头。”336所指的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间的纠葛，不过这是后话了。以上三点，多少还有新村的余响。次年一月四日文学研究会成立，周作人与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同为发起人，但他因病未能与会。当时沈雁冰接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主编，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日出版的第十二卷第一号起全面改革，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阵地。周作人以翻译家和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参与其间，在这一期上，登载了他此前的讲演稿《〈圣书〉与中国文学》和所译日本加藤武雄作短篇小说《乡愁》。以后《小说月报》与《新青年》一起成为周作人发表作品的主要刊物337。

“在一九二〇年我又开始——这说是开始，或者不如说是复活更是恰当，一种特别的文学活动，这便是此处所说的儿童文学与歌谣。”338他指的是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的《儿童的文学》339。其中有云：“第一，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第二，我们又知道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因为这一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供给儿童需要的歌谣故事，不必愁他有什么坏的影响，但因此我们又更须细心斟酌，不要使他停滞，脱了正当的轨道。”这篇文章正如其所说：“特色就只在于用白话所写的，里面的意思差不多与文言所写的大旨相同，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大意只在说明儿童的特殊状况，不应当用了大人的标准去判断他。”340文章的反响自是不同昔日，更重要的是，这一观点被纳入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之中。《人的文学》中说，欧洲先后有关于人、妇女和小儿的真理的“发见”；“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儿童的文学》与《人的文学》同样是“从头做起”，将有关“发见”揭示出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4）

这年十二月，周作人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并与沈兼士共任主任。他的贡献在于，两年后《歌谣周刊》创刊，坚持不将所谓“猥亵的歌谣”排斥在征集对象之外。所撰《发刊词》有云：“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足可见其明达之处。以后他与钱玄同、常惠一起以个人名义征集，“我们所搜集的不单是歌谣，凡是猥亵的故事笑话以及猥亵话都在收罗之列”341。他还作《猥亵的歌谣》一文，专门论述此事。然而这项严肃的研究终未完成，搜集的资料亦已散失。

四

周作人患了一场大病——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云：“晚颇疲倦。”二十四日：“晚微热。”二十五日：“热三十八度三分，咳嗽。”二十九日：“上午往山本医院，云系肋膜炎。”次年一月一日始“卧病”。这对他的情绪、思想影响很大。在一首题为《梦想者的悲哀》342的诗中，说：“‘我的梦太多了。’外面敲门的声音，恰将我从梦中叫醒了，你这冷酷的声音，叫我去黑夜里游行么？阿，曙光在那里呢？我的力量真太小了，我怕要在黑夜里发了狂呢！穿入室内的寒风，不要吹动我的火罢。灯火吹熄了，心里的微焰却终是不灭，只怕在风里发火，要将我的心烧尽了。阿，我心里的微焰，我怎能长保你的安静呢？”与先前在新村运动中那种兴奋坚定大为不同，似乎已从理想回归现实之中，仅存“心里的微焰”而已。三月初稍愈，译了千家元麿的短篇小说《蔷薇花》，所作论文《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才成半篇，即因病情又复恶化而辍笔。

三月二十九日周作人入住山本医院，五月三十一日出院。“在医院里的时候，因为生的病是肋膜炎，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点关系，到了午后就热度高了起来，晚间几乎是昏沉了。这种状态是十分不舒服的，但是说也奇怪，这种精神状态却似乎于做诗颇相宜，在疾苦呻吟之中，感情特别锐敏，容易发生诗思。我新诗本不多做，但在诗集里重要的几篇差不多是这时候所作。”343包括《过去的生命》、《中国人的悲哀》、《歧路》、《苍蝇》和两首《小孩》，都是鲁迅探望他时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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