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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恼蟮?84。十二月五日至二十日，周作人一连写了《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的文学》三篇文章，嗣后又作《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再论黑幕》等，分别在这两个刊物发表。

在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这批文章中，周作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对“人”的认识或关于“人”的理想。“我们承认人是一种动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进而是关于“社会”的理想。“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构成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根本：“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最终则落实到关于“文学”的理想。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285在他看来，“人的文学”体现了上述关于人的理想，也有助于实现上述关于社会的理想，——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倡“平民的文学”：“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人类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286他将此称为“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以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相区别。一年后他在少年中国学会讲演时，把这一主张推到极致：“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名称尽有异同，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287周作人对于文学的性质与作用的基本理解，与当年他写《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译《域外小说集》时并无二致；只是现在更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文学》等既成就了思想家周作人，又成就了文学理论家周作人。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7）

至于“非人的文学”，在周作人眼中则与实现“人的生活”背道而驰。基于此点，他对于中国的旧文学多所抨击，旨在一概推倒，建立“人的文学”。而当他说：“我们最要注意的点，是人与社会交互的关系；换一句话，便是人的遗传与外缘的关系。中国人的根性怎样？他们怎样造成社会？又怎样的被社会造成？总而言之，这中国人与社会能否长进？能否改好？能否存在？”288就又归结到几年前所讲的“种业”了。周作人所针对的不是某一文学种类，而是整个社会意识。他特别强调其间的新旧之别：“凡标榜一种教训，借小说来宣传他，教人遵行的，是教训小说。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他，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教训小说所宣传的，必是已经成立的，过去的道德。问题小说所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289

周作人为“人的文学”提供的标本，便是此前此后他翻译的一批外国小说，多发表在《新青年》上。他说：“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有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290以后，当他将这些译作结集为《点滴》一书出版时，还应北京大学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请托，在序言里强调两点，即“直译的文体”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前一方面，他以为翻译“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这显然承继了《域外小说集》的“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只不过译文由文言改为白话罢了。而现在强调此点，除求“信”外，也旨在帮助确立属于白话文的“达”和“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批译作乃是“文学革命”的重要成果，对于白话文的写作具有示范意义，所以胡适称之为“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291；后一方面，它又是“思想革命”的具体体现，卷末附有《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三篇文章，使得此点更其凸显。《点滴》中俄罗斯、波兰、新希腊、匈牙利等国的作品占三分之二以上，正与从前《域外小说集》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宗旨一脉相承。周作人说：“但这些并非同派的小说中间，却仍有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如托尔斯泰的博爱与无抵抗，固然是人道主义；如梭罗古勃的死之赞美，也不能不说他是人道主义。他们只承认单位是我，总数是人类；人类的问题的总解决，也便包涵我在内，我的问题的解决，也便是那个大解决的初步了。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色。因为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所以这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与其说周作人通过翻译宣示一种意见，不如说介绍一批类型；他心目中的“人的文学”并不褊狭、浅薄，而是丰富的，深刻的。“我的意思，是既愿供读者的随便阅览，又愿积少成多，略作研究外国现代文学的资料，所以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伊孛然不同的斯忒林培克。”292周作人的翻译，另一目的在于介绍小说体式，以资中国作家借鉴。譬如《晚间的来客》293附记所云：“我译这篇，除却介绍库普林的思想之外，就因为要表示在现代文学里，有这一种形式的短篇小说。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因为文学的特质是在感情的传染，便是那纯自然派所描写，如淑拉（Zola）说，也仍然是‘通过了作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些特别，却具有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八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8）

胡适在总结中国新文###动时说：“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294后一方面，即因为《人的文学》而得以完成。“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他要用这一个观念来排斥中国一切‘非人的文学’，来提倡‘人的文学’。”胡适因此说：“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然而多年以后，周作人自己却有所反思：“在这个时期，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的浪漫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295其实前述三个层面的想法本身并不错，“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尤其是对人道主义的本质性的把握；所谓“浪漫思想”，乃是将“人”、“社会”与“文学”之间视同因果关系，即认为关于人的理想一定能在社会意义上得以实现，而“人的文学”真的对于此种实现有所促进。也就是说，是以“定能如此”取代了“应该如此”。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当时还属于启蒙主义的范畴；以后才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存在。“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云云所质疑的，正在启蒙主义这一点上。

一九一九年二月底至三月初，周作人写了两篇短文。晚年回顾平生，他自称这是“比较的至今还是记得清楚的”，“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说是近于‘言志’的东西”296。其一是《思想革命》297，明确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方面的重大问题。”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当然应该纳入“思想革命”；但若说“思想革命”仅仅指“人的文学”，却未免把他的意思局限住了。这要联系到此前发表的《祖先崇拜》298，其中有云：“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的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周氏对生物学知识早有兴趣，又受到英国博物学家怀德（Gilbert　White）299、汤木孙（Sir　John　Arthur　Thomson）300和法国昆虫学家法勃耳（Jean　Henri　Fabre）301等人很大影响；据此“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却是他自己的贡献。他说：“我这伦理的生物学的解说不管它的好坏得失如何，的确跟了我一辈子，做了我一切意见的根底。”302在周作人看来，所有旧观念旧道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规，均在重新审视之列，这才是他所谓“思想革命”；以后他的一系列非圣无法的思想与行为，根源即在于此。《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是周氏这一时期最重要，也是足以概括他一生思想的作品。行文看似平和，其实具有非常激进的倾向。所质疑的是通常视为前提的东西。周作人说：“当时并无甚么计划，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其攻击的目的总结拢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科举制度之流毒。”303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9）

不久，周作人有绍兴、日本之行。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民国八年我们决定移家北京，我遂于四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在那里的家小——妻子和子女一共四人，送往日本东京的母家归宁，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听见‘五四’的消息，赶紧回北京来，已经是五月十八日了。”304此种反应，与从前辛亥革命时颇有差别。大概因为先已投身新文化运动，现在总爆发了，他遂认定这回真是“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随即亲身经历“六三”事件。他与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等作为北京大学教员代表，前往第三院法科慰问被政府拘押的中小学生。当日作《偶成》305一诗，将此次事件与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相比：“踏了冰踹了雪，一直往西北，在那里的旧帐簿上，却可看到许多这样的事，用通红的火一般的横行字，都在那旧帐簿的末页上记着。”两天后，周作人遇到军警马队冲散听学生讲演的人群，归而作《前门遇马队记》306。在他的散文中，该篇可谓新的创体，即如其所说“只是装痴假呆的说些讽刺的话”307，以后称作“别扭的写法”308。据他讲，此乃受了英国斯威夫（Jonathan　Swift）309的启示，尽管这时尚未读到后者最见风格的《育婴刍议》一文310。

三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一月里，我做了一首新诗，题云《小河》。同年七月我到日本去，顺便一看日向地方的‘新村’，这两件事情似乎很有连带的关系。”311《小河》是周作人继《两个扫雪的人》之后写的第二首新诗，但发表在前，且被《新青年》列为头题；以后《两个扫雪的人》、《微明》、《路上所见》等陆续面世。他因此成了当时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新青年》早在一年前即已登载新诗，是为“文学革命”最初的实绩；比起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和唐俟（即鲁迅）等，周作人起手稍晚。然而《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312，朱自清更说：“周作人随刘复作散文诗之后而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313原因即如周作人自己所说：“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314《小河》正在这一点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它的形式“不是直接的，而用了譬喻”315。周作人说，这诗与“法国波特莱尔（Baudelaire）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内容大致仿那欧洲的俗歌；俗歌本来最要叶韵，现在却无韵”；有如他所介绍的外国短篇小说绝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小河》作为诗——这一点最是重要——也对旧诗无所依赖，正如胡适所说：“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316所谓“新诗乃正式成立”，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小河》与新村有甚关系，留待下面再说。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0）

一九一九年三月初，周作人完成《日本的新村》317一文。此系据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新村的生活》等抄译而成，其间缀有按语。有云：“一九一〇年，武者小路实笃（一八八五年生）纠合了一班同志，在东京发刊《白桦》杂志，那时文学上自然主义盛行，他们的理想主义的思想，一时无人理会；到了近三四年，影响渐渐盛大，造成一种新思潮，新村的计画，便是这理想的一种实现；去年冬初，先发队十几个人，已在日向选定地方，立起新村（Atarashiki　Mura），实行‘人的生活’。”此前他与日本新村已有接触318，所写《人的文学》等，受新村的影响很深。现在则是首次著文介绍。更早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谈到武者小路及白桦派，说是“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

四五月间周作人赴日，本拟访问新村，因匆匆回国而未能如愿。七月二日再赴日本，于六日抵达。七日到日向福岛町石河内村，第一次与武者小路见面。——武者小路夫人描述说：“周先生戴着金边眼镜，是绅士气十足的白脸书生（也许是因为其他人风吹日晒的脸上只有眼睛闪闪发光我才有了那样的感觉？），很温和，身材正和实笃一样高。年纪三十五（按西洋算法），落落大方，让人一见如故。”319周氏在此亲身参加劳动，并成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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