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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不过有可能我们理解错了，上帝原是要给我们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假如世界上只有我，假如我没有欲望（没有欲望才能不承受那种距离），假如这样我还永远不死，我岂不就要成为一堆无可改变的麻木与无尽无休的沉闷了？这样一想，我情愿还是要那三种困境。我想，写小说之所以挺吸引我，就是因为它能帮我把三种困境变成既是三种困境又是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

4。可以说小说就是聊天，但不能说聊天就是小说。

聊天完全可以是彻底的废话，但小说则必须提供看这世界这生命的新的角度（也许通俗小说可以除外）。通过人物也好，通过事件、情绪、氛围、形式、哲理、暗示都好，但不能提供新角度的便很难说是创作，因而至少不能算好小说。

然而，彻底废话式的聊天却可以在作家笔下产生丰富的意味，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因为他先把我们带离那个实在的、平面的、以常规角度观照着的聊天，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或几个新的位置上，带进一个新的或更大的系统中，从一个或几个新角度再作观照，常规的废话便有了全新的生命。就像宇航员头一次从月亮上看地球，从那个角度上所感受到的意味和所发出的感慨，必不是我们以往从地球上看地球时所能有的。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间离效果”和“陌生化”吧。我们退离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位置，退离我们已经烂熟了的心态，我们才有创造的可能。您把您漂亮的妻子拥抱于怀，她就仅仅是您的妻子，您从遥远的地方看她在空天阔野间行走，您才可能看到一个精灵般的女人。您依偎在母亲怀中您感受到母亲的慈爱，您无意间看她的背影您也许才会看到一个母亲的悲壮。小说主要是做着这样的事吧，这样的创造。

但还有什么用呢？那么阿波罗上了月球又有什么用呢？宇宙早晚要毁灭，一切又都有什么用呢？一切创造说到底是生命的自我愉悦。与其说人是在发现着无限的外在，毋宁说人是借外在形式证明自己无限的发现力。无限的外在形式，不过是人无限的内在发现力的印证罢了，这是人唯一可能得到的酬劳。（原始艺术中那些变形的抽象的图案和线条，只是向往创造之心的轨迹，别的什么都不是。）所以，与其说种种发现是为了维持生命，毋宁说维持生命是为了去做这种种发现，以便生命能有不尽的欢乐，灵魂能有普度之舟。最难堪的念头就是“好死不如歹活”，因为死亡坚定地恭候着每一位寿星。认为“好死不如歹活”的民族，一般很难理解另外的人类热爱冒险是为了什么。

总之，写小说的人应该估计到这样两件事：①艺术的有用与产房和粮店的有用不一样。②读小说的人，没有很多时间用来多知道一件别人的事，他知道知道不完。但是，读小说的人却总有兴趣换换角度看这个人间，虽然他知道这也没有个完。

5。现在很流行说“玩儿玩儿”，无论写小说还是干别的什么事，都喜欢自称是“玩儿玩儿”，并且误以为这就是游戏人生的境界。

您认真看过孩子的游戏吗？认真看过也许就能发现，那简直就是人生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一个说明。孩子的游戏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没有目的，只陶醉于游戏的过程，或说游戏的过程即是游戏的目的；一是极度认真地“假装”，并极度认真地看待这“假装”（“假装你是妈妈，他是孩子。”“假装你是大夫你给他打针。”“假装我哭了，假装你让我别哭。”）。当然，孩子的游戏还是游戏，还谈不上“游戏境界”。当一个人长大了，有一天忽然透悟了人生原来也不过是一场游戏，也是无所谓目的而只有一个过程，然后他视过程为目的，仍极度认真地将自己投入其中如醉如痴，这才是“游戏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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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自语（3）

而所谓“玩儿玩儿”呢？开始我以为是“游戏境界”的同义语，后来才知道它还有一个注脚：“别那么认真，太认真了会失望会痛苦。”他怕失望那么他本来在希望什么呢？显然不是希望一个如醉如痴的过程，因为这样的过程只能由认真来维系。显然他是太看重了目的，看重了而又达不到，于是倍感痛苦，如果又受不住痛苦呢？当然就害怕了认真，结果就“玩儿玩儿”算了。但好像又没有这么便宜的事，“玩儿玩儿”既是为了逃避痛苦，就说明痛苦一直在追得他乱跑。

这下就看出“玩儿玩儿”与“游戏境界”的根本相反了。一个是倾心于过程从而实现了精神的自由、泰然和欢乐，一个是追逐着目的从而在惊惶、痛苦和上当之余，含冤含怨故作潇洒自欺欺人。我无意对这两种情况作道德判断，我单是说：这两件事根本不一样（世上原有很多神异而形似的东西。譬如性生活与耍流氓，其实完全不一样）。我是考虑到，“玩儿玩儿”既然不能认真，久而久之必降低兴致，会成了一件太劳累太吃亏的事。

我想，认真于过程还是最好的一件事。世上的事不怕就不怕这样的认真，一旦不认真了就可怕了。认真是灵魂获取酬劳的唯一途径。小说是关乎灵魂的勾当，一旦失魂落魄，一切“玩儿玩儿”技法的构想，都与洗肠和导尿的意义无二。小说可以写不认真的人，但那准是由认真的人所写并由认真的人去看，可别因为屡屡写不好就推脱说自己没认真，甚至扬言艺术原就是扯淡，那样太像吃不到甜葡萄的酸狐狸了。

6。我觉得，艺术（或说美——不等于漂亮的美）是由敬畏和骄傲这两种感情演成的。

自然之神以其无限的奥秘生养了我们，又以其无限的奥秘迷惑甚至威胁我们，使我们不敢怠慢不敢轻狂，对着命运的无常既敬且畏。我们企望自然之母永远慈祥的爱护，但严厉的自然之父却要我们去浪迹天涯自立为家。我们不得不开始了从刀耕火种到航天飞机的创造历程。日日月月年年，这历程并无止境，当我们千辛万苦而又怀疑其意义何在之时，我们茫然若失就一直没能建成一个家。太阳之火轰鸣着落在地平线上，太阴之光又多情地令人难眠，我们想起：家呢？便起身把这份辛苦、这份忧思、这份热情而执著的盼望，用斧凿在石上，用笔画在墙上，用文字写在纸上，向自然之神倾诉；为了吁请神的关注，我们又奏起了最哀壮的音乐，并以最夸张的姿势展现我们的身躯成为舞蹈。悲烈之声传上天庭，悲烈之景遍布四野，我们忽然茅塞顿开听到了自然之神在赞誉他们不屈的儿子，刹那间一片美好的家园呈现了，原来是由不屈的骄傲建筑在心中。我们有了家有了艺术，我们再也不孤寂不犹豫，再也不放弃（而且我们知道了，一切创造的真正意义都是为了这个。所以无论什么行当，一旦做到极致，人们就说它是进入了艺术境界，它本来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它现在主要是心灵的美的家园）。我们先是立了一面镜子，我们一边怀着敬畏滚动石头，一边怀着骄傲观赏我们不屈的形象。后来，我们不光能从镜子里，而且能从山的峻拔与狰狞、水的柔润与汹涌、风的和煦与狂暴、云的变幻与永恒、空间的辽阔与时间的悠久、草木的衰荣与虫兽的繁衍，从万物万象中看见自己柔弱而又刚劲的身影。心之家园的无限恰与命运的无常构成和谐，构成美，构成艺术的精髓。敬畏与骄傲，这两极！

7。智力的局限由悟性来补充。科学和哲学的局限由宗教精神来补充。真正的宗教精神绝不是迷信。说得过分一点：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

眼前有九条路，假如智力不能告诉我们哪条是坦途哪条是绝路（经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就停在九条路口暴跳如雷还是坐以待毙？当然这两种行为都是傻瓜所喜欢的方式。有智力的人会想到一条一条去试，智力再高一点的人还会用上优选法，但假设他试完了九条发现全是绝路（这样的事也经常有），他是破口大骂还是后悔不迭？倘若如此他就仅仅比傻瓜多智力，其余什么都不比傻瓜强。而悟者早已懂得，即便九条路全是坦途，即便坦途之后连着坦途，又与九条全是绝路，绝路退回来又遇绝路有什么两样呢？无限的坦途与无限的绝路都只说明人要至死方休地行走，所有的行走加在一起便是生命之途，于是他无惧无悔不迷不怨认真于脚下，走得镇定流畅，心中倒没了绝路。这便是悟者的抉择，是在智性的尽头所必要的悟性补充。

智性与悟性的区别，恰似哲学与宗教精神的区别。哲学的末路通向宗教精神。哲学依靠着智力，运用着与科学相似的方法。像科学立志要为人间建造物质的天堂一样，哲学梦寐以求的是要把人的终极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以期根除灵魂的迷茫。但上帝设下的谜语，看来只是为了让人去猜，并不想让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场，宇宙岂不寂寞凄凉？因而他给我们的智力与他给我们的谜语太不成比例，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这样，哲学越走固然猜到的东西越多，但每一个谜底都是十个谜面，又何以能够猜尽？期待着豁然开朗，哲学却步入云遮雾障，不免就有人悲观绝望，声称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恶念的产物（这有点像九条绝路之上智性的大骂和懊丧）。在这三军无帅临危止步之际，宗教精神继之行道，化战旗为经幡，变长矛做仪仗，续智性以悟性，弃悲声而狂放　（设若说哲学是在宗教之后发达起来的，不妨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粗知哲学而离弃的那个上帝，与精研哲学而皈依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在这儿不说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个字与之区别，与那种步入歧途靠贩卖教条为生的宗教相区别）。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这信念这理想不由智性推导出，更不由君王设计成，甚至连其具体内容都不重要　（譬如爱情，究竟为了什么呢？），毋宁说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固有的趋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对生之价值最深刻的领悟。这样，它的坚忍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来维持，它在浩渺的海上，在雾罩的山中，在知识和学问捉襟见肘的领域和时刻，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并不是说逆来顺受），依然不失对自然之神的敬畏，对生命之灵的赞美，对创造的骄傲，对游戏的如醉如痴（假如这时他们聊聊天的话，记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学）。

自言自语（4）

总之，宗教精神并不敌视智性、科学和哲学，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际，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学，倘其见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这勇气显然就不是出自哲学本身，而是来自直觉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说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学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们无法指望全知全能，我们就不该指责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心是迷信。科学自己又怎样？当它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乃至这个宇宙迟早都要毁灭，又告诉我们“不必惊慌，为时尚早，在这个灾难到来之前，人类的科学早已发达到足以为人类找到另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这时候它有什么科学根据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个无可阻止的悲剧，而它又不放弃探索并兢兢业业乐此不疲，这种精神难道根据的是科学吗？不，那只是一个信心而已，或者说宁愿要这样一个信心罢了。这不是迷信吗？这若是迷信，我们也乐于要这个迷信。否则怎么办？死？还是当傻瓜？哀叹荒诞，抱怨别无选择，已经不时髦了，我们压根儿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选择最为欢乐的游戏。坏的迷信是不顾事实、敌视理智、扼杀众人而为自己谋利的骗局（所以有些宗教实际已丧失了宗教精神，譬如“文革”中的疯狂、中东的战火）。而全体人类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假设的完美归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后审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政治派别，哪些被神化了的个人，它必属于全人类，必关怀全人类，必赞美全人类的团结，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的历程。它为此所创造的众神与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借众神来体现人的意志，借天界来俯察人的平等权利　（没有天赋人权的信念，就难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觉醒。而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很可以看做宗教精神与迷信的分界）。

这样的宗教精神，拿来与艺术精神做一下比照，想必能得到某种深刻的印象。

8。一支疲沓的队伍，一个由傲慢转为自卑的民族，一伙散沙般失去凝聚力的人群，需要重建宗教精神。

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就如同缺乏爱情或不再渴望爱情的夫妻，不散伙已属奇观，没法再要求他们同舟共济和心醉神迷。以科学和哲学为标准给宗教精神发放通行证，就如同以智力和思辨去谈恋爱，必压抑了生命的激情，把爱的魅力耗尽。用政治和经济政策代替宗教精神，就如同视门第和财产为婚配条件，不惜儿女去做生育机器而成了精神的阉人。

宗教精神不是科学，而政治和经济政策都是科学　（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宗教精神并不反对科学、政治和经济政策，就像爱情并不反对性知识、家政和挣钱度日，只是说它们不一样，应当各司其职）。作为宗教精神的理想，譬如大同世界、自由博爱的幸福乐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完美社会等等，不是起源于科学（谁能论证它们的必然实现？谁能一步步推导出它们怎样实现？），而仅仅是起源于生命的热望，对这种理想的信仰是生命无条件的接受。谁让他是生命呢？是生命就必得在前方为自己树立一个美好的又不易失落的理想，生命才能蓬勃。这简直就像生命的存在本身一样，无道理好讲，唯其如此，在生命枯萎灭亡之前，对它的描述可以变化，对它的信仰不会失落，它将永远与旺盛的生命互为因果。而作为政治和经济的理想却必须是科学的，必须能够一步步去实现，否则就成了欺世。但它即便是科学的，科学尚不可全知全能，人们怎能把它作为无条件的信仰来鼓舞自己？即便它能够实现，但实现之后它必消亡，它又怎么能够作为长久的信仰以使生命蓬勃？因此，任何政治和经济的理想都不能代替宗教精神的理想，作为生命永恒或长久的信仰。

科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家，完全没有理由惧怕宗教精神，也不该蔑视它。一切科学、政治、经济将因生命被鼓舞得蓬勃而更趋兴旺发达。一对男女有了爱情，有了精神的美好憧憬与信念，才更入迷地治理家政、探讨学问、努力工作并积起钱财来买房也买一点国库券——所谓活得来劲者是也。爱情真与宗教精神相似，科学没法制造它，政治没法设计它，经济没法维持它。如果两口子没了爱情只剩下家政，或者压根儿就是以家政代替爱情，物质的占有成了唯一理想，会怎么样呢？焦灼吧，奔命吧，乏味吧，麻木吧，最后可能是离婚吧分家吧要不就强扭在一块等死吧，这个家渐渐熄了“香火”灭了生气，最多留一点往日幸福昌盛的回忆。拿这一点回忆去壮行色，阿Q爷还魂了。

有一种婚礼是在教堂中进行，且不论此教如何，也不论这在后来可能仅是习俗，但就其最初的动机而言，它是这样一种象征：面对苍天（即无穷的未知、无常的命运），两个灵魂决心携手前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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