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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2部分（第1页）

；石油和糖实行了配给；大城市中采取了预防空袭的措施；荷兰的十一个省份中有八个省的部分地区在11月1日已宣布戒严。据报道，应变措施已经完成，只有乌得勒支以西要引水淹没的广阔的“洪水防线”除外，这一着要到最后才执行。

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正好被德国人用来加强他们的神经战。11月8日，当希特勒正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向纳粹党发表一年一度的演说时，有人企图暗杀他。有一个名叫埃尔泽的共产党员（他显然没有同谋者）极其巧妙地放了一颗炸弹，但这颗炸弹在希特勒离去后二十分钟才爆炸。11月9日下午，有两个英国陆军军官R·H·史蒂文斯少校和佩恩·贝斯特上尉（当时他们正在荷兰工作，告诉荷兰谍报局，他们同德国反对希特勒的人们有来往）偕同荷兰谍报局的参谋军官克洛普中尉驱车前往距离荷德边界线只有几码远的文洛，去同他们信以为真的反希特勒人士进行第五次会晤。克洛普的头部中了枪弹，他和另外两个人连同司机一齐被一群身穿便服的人绑架到德国。德国的一则新闻公报承认——甚至自吹自擂——这件事是德国特工人员干的。在这以前，荷兰人一直没有理由谴责德国政府。这时荷兰政府立刻要求德国作出解释，并建议把这件事提交给某个国际司法机构；但是在这一点上，荷兰没有得到德国政府任何满意的答复。德国各报奉令把有关上述这两件事的报道刊登在头版并列的两栏内，以便使头脑简单或粗心大意的读者也可能联想到，英国保密局应对谋害希特勒负责；有些报纸甚至直截了当地谴责英国应负责任。

根据冯·策希11月7日关于和平建议的报告中所说的情况，以及过了11月12日还没有发生人们担心的侵略以后，荷兰普遍存在一种稍微安定的情绪。这一点由容克黑尔·德·格尔首相在11月13日的广播中流露了出来，他在广播中谈到，中立的荷兰的动员状态虽然决不是形式的或象征性的，但是荷兰这时并不比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一个时候更危险；他又说，毫无理由地担心害怕和轻信无稽谣言，就是不相信上帝。德国人对于斡旋的建议所作的答复，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断然的拒绝；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门还没有关上，其中有几个人还因下述报道而鼓起了信心，报道说，意大利和西班牙在11月13日向德国政府表明，它们对于保全比利时和荷兰感到关切。到该月中旬，局势又趋于平静。

11月危机过去不久，冯·策希（他是一个坚决反对纳粹的人，急欲竭尽所能来帮助荷兰人）向荷兰外交部秘书长斯瑙克·许尔格龙耶至少作了两次试探，看看如果德国人进军时只通过林堡，荷兰人是否会默许。荷兰的中立仅仅是“形式上的”呢？还是将有武力作后盾？冯·策希得到了一个由范·克勒芬斯签署的否定答复。冯·策希的这种接触是否代表官方，似乎并不清楚。关于冯·策希的这一行动，没有报告过荷兰内阁。11月20日，德国下达“战争行动第八号指令”（由凯特尔签署），命令进入备战状态，指出“荷兰军队的态度无从预测”。

从1939年11月起，荷兰开始真正受到了海上战争的严重影响。18日，一艘大型荷兰客轮“西蒙·博利瓦尔”号就在哈里奇以东“森克”号灯船附近被磁性水雷炸沉。荷兰政府询问德国政府曾否在那个区域布雷；同时也小心地向英国政府询问了这个问题。11月23日，油船“斯利德雷赫特”号在爱尔兰以西被一艘潜水艇拦住，在全体船员被赶下救生艇后，船被鱼雷击沉。三十一名船员中，生还的只有五人。这样的事不断发生。荷兰人激烈地抱怨海上不再通行无阻，并对他们所说的“英国措施的残酷性”大为震惊。这些措施是为了报复德国在海上进行战争而实行的，由英国首相在11月21日宣布（法国人接着在22日宣布），内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取的措施类似，规定从德国运出的或德国人拥有的出口货物将在公海上被没收。11月23日，荷兰驻伦敦公使拜会了英国外交部，以作出安排，在英国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时，保留荷兰根据国际法应有的一切权利；同时，据11月25日从哥本哈根发来的报告说，德国估计了这些报复措施可能产生的后果后决定，“德国对企图穿越北海的中立国船只将不给予特别照顾”。在中立国家反对英国措施的抗议中，荷兰人强调了这些措施将使荷兰的货物托运人和代理商遭受困难和沉重损失，并且正在考虑派出船队时由一艘装有扫雷设备的船领航，以防水雷，并由中立国的军舰护航，以防被英国人拦阻或受德国人袭击；但是荷兰人后来理解到，这样的护航一定会把自己卷入战争；有两个星期德国的报纸不那么咄咄逼人，但在月底又攻击荷兰人屈服于英国的措施。荷兰报纸表示，对于不预先通知就在商船行驶的航线沿途布雷一事，要确定谁应当负责，固然是困难的，但是根据常识推断，这不可能由英国人负责；认为英国的报复行动对荷兰的打击很沉重，而要达成协议大概还需很长时间；而且荷兰人无法指望能强迫英国人或德国人这样做。与此同时，荷兰的船只必须继续出海。大多数荷兰报纸都对英国和对德国表示了同样的愤慨；但是有一家报纸说，英国虽然知道它的报复措施破坏了国际法的条文，不过它对中立国家一直相当关怀，并且可能准备作一些让步；另一家报纸则直言不讳地把英国的措施与德国的措施加以区别；它指出，英国造成的是金钱的损失，而德国造成的却是人命的损失，联系这一点，这家报纸还提到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残暴行为。

当荷兰政府正在考虑就封锁事重新向英国交涉，而对于组织护航的事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时，英国的经济作战部就德国指责盟国扣留出口货物为非法一事发表了声明；而德国发给外国各报代表的声明，则对中立国家（其中显然针对荷兰，它是唯一被点名的国家）在英、法采取报复措施以后还不武装它们的商船或将商船组织起来加以护航表示惊讶（当英国人武装了他们的商船来对付潜水艇时，德国人曾利用这点作为任意布雷的借口，并为此事谩骂英国人达两个月之久）。塞西尔勋爵在接见一个荷兰记者时指出，如果要求国际联盟来处理英、德冲突的话，中立国家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步骤，结果它们所付代价要比英国采取报复措施所付代价还要大。1939年12月30日，《泰晤士报》登载了该报驻荷兰记者的一篇长文，回顾了海上发生战事以后荷兰的情况。他说，荷兰人告诉他，荷兰前有恶魔，后有大海，而“你就是大海”；这篇文章的要点是，荷兰不顾英国的管制和德国的破坏，正在继续努力经营它的运输业。

1939年11月30日俄国入侵芬兰，芬兰向国际联盟的呼吁，在荷兰激起了广泛的同情，不过荷兰人觉得，芬兰按理是无法指望别的国家根据国联盟约第十六条条文自发地采取行动的。荷兰政府的看法是，国际联盟当时没有威信，荷兰政府说，荷兰不会参加对一个被指明为侵略者的国家所采取的任何制裁行动，尽管荷兰可能在最终查明谁是侵略者的过程中进行合作。荷兰担心，德国与盟国之间的战事继续下去，最后只可能对俄国一个国家有利。当芬兰战败时，荷兰人认为这是“盟国让它由命运摆布”。

1940年新年伊始，荷兰是比较平静的。科林和德·格尔在1月1日和3日发表了广播讲话，科林以私人的身分讲话，同往常一样，讲得比较坦率，他说荷兰正在“进入一个极其危险的时期”，说中立国家已经在大吃苦头。他要求在“当前的动荡时期”保持警惕和信心。1月6日，从海牙发出正式警告，说任何损害荷兰完整的侵略郡将遭到荷兰全力以赴的武装抵抗。但是，直到1月10日，害怕入侵、害怕也许不久就要遭到入侵的心理，才又在荷兰滋长起来。这一天，德国下令伞兵和滑翔机空降部队占领那慕尔以南默兹河上的两个渡口，由于传送命令的一架飞机在默兹河畔的默舍朗附近被迫降，命令落到了比利时人手中。这个行动计划是预定在1月7日于西线发动总攻击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利时政府没有把这些文件的原本给任何外国政府看过，但是它把文件的内容通知了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军事当局，并且立即增加了军事预防措施。荷兰军队的休假也因此取消了，14日，内阁召开了特别会议；但是这次会议的召开据说是因为欧洲总的局势有不祥的征兆，而不是因为接到任何报告说荷兰有新的危险，也不是因为泄露了蓄意针对荷兰的计划。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不论比利时还是荷兰仍然不愿接受盟国的预先帮助。当德国了解到上述命令可能已被截获时，它似乎无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把进攻的日期提前，以便在盟国采取对策之前行动，要么改变计划，这就需要时间。恶劣的天气替德国人解决了这个难题，进攻终于推迟了。

到1月16日，虽然德国人在莱茵河以南临近荷德边界的地方增加了几个师，并在那个地区加紧修筑公路，使得荷兰人惶恐不安，但是低地国家的紧张情绪已放松了一些。伦敦方面认为，这种局面可能是德国故意制造出来的；而德国则指责盟国引起了这场惊恐。可是荷兰人说，他们的戒备并不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促成的；对于国际局势的报道，他们是惯于按照报道本身有无价值而加以判断的。从1月23日起，荷兰军队恢复了惯常的休假。

1月20日，当时任第一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这篇演说大大地激怒了荷兰人。丘吉尔说，中立的小国家在战争中正在首当其冲；它们的处境是可怜的，而且还要更糟。它们现在一面向德国卑躬屈膝，一面却认为盟国将会胜利。它们唯一的安全在于依靠英国和法国的护航。如果它们按照国际联盟公约履行它们的职责，并同英、法两个大国站在一边的话，结果将会怎样呢？荷兰作出的答复是，荷兰的责任无需丘吉尔来规定。荷兰将保持其中立，即使德国的失败将更明显。丘吉尔正企图把一些中立的小国推上前线。而美国、意大利、日本又怎样呢？一些大国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蓄意无视国际联盟，而对作为国际联盟成员国的中立小国家提出要求，那是不合理的。

荷兰政府想要全部保持民主制度，但是军事当局对政府的职责却有不同的概念，这种意见上的分歧由于总司令I·H·雷因代尔斯将军在1940年2月5日辞职而变得更明显。他曾想对平民的生活实行更严格的军事管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戒严。

荷兰人的思想被一些相互矛盾的宣传弄糊涂了。例如，2月中旬到达荷兰的一批德国商人，似乎正在企图散布这样的想法，即德国非常希望恢复正常的贸易，与此同时，德国的官方宣传却在谈论“即将作出的决定”。可是，荷兰似乎已在这场“古怪的战争”中稳坐不动，如果在它的船只接连沉没，间谍活动闹得人心惶惶，越过它领空的外国飞机数目日益增加和外国对它的船只进行空袭的同时，它还能够镇静自若的话。

阿姆斯特丹方面报道了德国一个新的企图，想强迫中立国家不要屈服于英国禁运管制制度；荷兰政府答复说，它非但不曾劝告其国民屈服，甚至还保留了禁止他们这样做的权利。3月3日，德国当局发表了一个公然进行威胁的声明，说任何一艘中立国的船只，只要停靠过英国的港口或是接受了英国禁运管制的条件，就要被击沉。3月30日，丘吉尔再度以战争为题发表广播演说。他说，欧洲许多小国正被威逼向德国提供物资，这种做法可能使战争延长，从而给许多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英国对那些不幸而同德国为邻的中立国家最为同情，但是如果这些国家由于自己的懦弱而助长了侵略者的势力，那就不对了。他认为，这些中立国随时会遭到钢铁和火力排山倒海般的袭击。荷兰人认为在这篇演说中，对中立国的责备是温和的，并且对它们的困境表示谅解。丘吉尔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两个问题：中立国家在道义上是否有义务参加封锁以向德国挑战？它们的自取灭亡又是否能保证盟国的胜利？张伯伦就加紧封锁发表的一篇演说，荷兰人理解为中立国必须把它们同德国的合法贸易置于英国和法国的监督之下；但是，如果这样做了，它们就将间接地偏袒盟国，结果破坏了自己的中立。

4月9日，丹麦和挪威遭到了德国的入侵。荷兰内阁召集了会议，并宣布，除了某些小的例外，停止一切军队休假，这不是因为荷兰担心会有什么新的危险，而是为了表示有坚定的决心来捍卫自己的中立。据报道，荷兰人民确信，荷兰早已准备好应付任何事变，确信政府的政策和军事上的准备都无需任何明显的调整。沿着边界线和在海防工事内的军事单位，日夜严阵以待。科林说，没有人能怀疑荷兰的态度，甚至实力远胜于它的敌军也将发现它不好对付。4月12日，荷兰报纸上登出了一则反对散布谣言和从事投机的警告。政府接着说，它既充分注意到外部的安全，也充分注意到内部的安全。它为了有吉斯林的先例而担心，正在告诫荷兰的国家社会党人（人们有些担心，政府对这些人的活动警惕不够）。4月15日，官方的一个声明说，荷兰人不会被交战国在他们四周散布的战争谣言弄糊涂。可是，荷兰虽然表示了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心，卖国贼在挪威所起的作用仍然是荷兰人的主要话题，人人都在怀疑身边的某人是失败主义者或卖国贼。在现代历史上，荷兰先前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怀疑的气氛（这时在比利时正有数千外侨被拘留）。4月19日，全国实行戒严，从而使军事当局凌驾于非军事当局之上；德·格尔号召人们保持安静和信心，他援用了沉默的威廉的策略，“任凭波涛汹涌，依然镇定自若”，他说，荷兰不存在同任何一个交战国就可能受到另一方攻击的事举行任何秘密会谈的问题。从27日起，总司令宣布暂停出版自由，对所有报纸实行严格的军事检查；人们有些吃不准，全面的军事干涉将达到何种程度，不过他们相信，这些措施将会有节制地实行。从4月9日起暂停的军队休假又恢复了。荷兰人对里宾特洛甫27日广播的反应是，在他为侵略挪威所作的辩解中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更加看不出侵略丹麦又有什么理由；他们决心使火药保持干燥，使土地保持潮湿。

5月4日，荷兰政府突然接到报告，说荷兰可能在几天内遭到入侵；这个报告在第二天从另一方面得到了证实，虽然对于确切的日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情报没有转告盟国，以免德国人可能听到风声，而指责荷兰破坏中立；同时人们怀疑，盟国即使接到这样的临时通知，又能给予什么帮助呢。5月7日，休假取消，正在休假的人毫无例外都被召回。没有讲明理由，只是说这个决定是由于“国际局势进一步的动荡”；不过荷兰人已经习以为常地听到“狼来了”的叫嚷，看到在前几个月内采取过这么许多相同的措施，所以他们在当天和后一天都镇定如常，尽管官方继续保持缄默。紧张的情绪甚至似乎放松了一些，这可能是由于英国外交大臣的一篇讲话，其中说到盟国的军队已从挪威撤出，以便在别处开展行动。这件事，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军舰向地中海调动，似乎表明欧洲西北部可能将安定一个时期。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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