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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部分（第1页）

吉尔极力主张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这位英国首相的脑海中回忆起了托雷斯韦德拉斯的防线——可是这段对历史往事的幻想对法国人却未必有吸引力。于是英国在法国西部集结了一支军队，其指挥官阿兰·布鲁克爵士将军（后为阿兰·布鲁克勋爵陆军元帅）于6月14日在布里阿尔同魏刚和乔治将军会晤，安排布列塔尼的防务。但不论是英国的将军们还是法国的将军们，对执行这个计划都毫无信心。6月14日很晚的时候，英国政府下令撤退留在法国西部的英国军队。于是连建立布列塔尼阵地的念头也打消了。

德国人在法国大获全胜，那是无可否认的。这时似乎是一个恰当的时刻，来检查一下造成法国战败的原因。贝当表达出了许多人，尤其是上层社会的观点，他在5月26日给雷诺的信中，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这后来成为维希政府的正式解释，即战败是民主制政府的软弱无能，首先是人民阵线的罪恶勾当的后果。他不愿让人们把战败的责任加在法国军队头上。可是，不管谁该负责，无疑的是，军队被投进了毫无准备的战斗，并且不得不承受着在装备上完全胜过自己的敌方装甲部队的沉重压力。此外，总司令部的官僚作风，又使任何迅速适应新式打法的措施无法执行。甘末林对军队的部署和战役计划有严重的错误；一旦德国人突破了防线，其作战的速度和新的、意想不到的进攻方法，就削弱了法国军队的士气。尽管到处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出现了许多英勇战斗的场面。魏刚在谈到他接任指挥的时候，写道：“在军队的上层，普遍的情况是一片混乱，而在下层，1914年曾使他们能够顶住开头几个星期的灾难的那股坚韧不拔的气概，似乎已经荡然无存。”甘末林在5月18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军纪松懈、抢劫行为和一击即溃的风气。可是，所有这种种不良的表现，是战败的结果，而不是战败的原因。而且，正当各支军队在无用地拼命抵挡德国装甲纵队挺进的时候，又受到了一群群难民的阻碍，难民中各种年龄、各种阶层都有，他们被吓得失去了理智，惊慌失措，争先恐后地沿着各条道路向西逃命。法国的舆论也同法国的军队一样，对于这种新式的战争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严格的检查制度禁止发表对盟国的军事优势和必然胜利抱有怀疑的任何看法。事实上，报纸已经造成了一种以愚昧无知、自鸣得意、盲目乐观为主的心情。甚至在战斗高潮时，报纸上仍然满篇荒谬的乐观报道。什么“敌军在全线受阻停步不前”、“敌军损失惨重”，报纸上关于6月8日战斗的报道就是这样写的，而空军部则报道：“法国空军已重创敌军坦克。”

与此同时，在法国的政治活动中也有着具有重要意义的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因素，尽管他们还不能畅所欲言地在报上发表观点。乔治·博内和“慕尼黑派”等着看到他们反对打仗的意见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赖伐尔、保罗·富尔和社会党内一部分和平主义者，以及各种法西斯和亲德的团体，纷纷忙于策划阴谋；而共产党虽处于半取缔状态，也在要求成立一个谋求和平的政府，并竭力破坏国家的防务。政府所采取的唯一有效的行动是对付共产党人。在芒代尔当了内政部长后，这种行动加强了。在整个法国逮捕了几百名共产党员；其中有四人被指控破坏飞机工厂，而在5月27日由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另一方面，在芒代尔的领导下，对右翼反对势力也第一次采取了行动。6月6日，一些臭名昭著的亲德分子如罗贝尔·法布尔…吕斯、塞佩勒·德·戈比诺、勒斯卡（亲德的《处处有我》的编辑）、阿兰·朗布罗和蒂埃里·德·吕德尔都被逮捕了。亨利·德·凯里利于6月7日在《时代报》上断言，这个“希特勒分子的匪巢”先前之所以能够免受制裁，正是纳粹主义在法国大肆破坏的明证。将近5月底时，芒代尔又把北方一些省失职的省长、警察局长和其他官员撤职，可惜为时已经太晚，使他在内政部的铁腕作风只收到象征性的效果。但是，历史学家决不能夸大法国内部敌人的势力。法国军队并不是被他们打败的。俗语说，只有在雄壮的猛兽被打死时，阴险的鬣狗才敢出头露面。

法国内阁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怎样使在法国的战斗结束，和该不该从北非把这一仗打下去。这是雷诺一贯坚持的行动方针。魏刚和贝当的看法则不同。英、法关系的不断恶化，对他们的态度起了重要的——尽管还不是决定性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魏刚由于认为英国方面缺乏合作，也许甚至言而无信而忿忿不平，同时也提到，两国的关系由于敦刻尔克撤退而趋于紧张。7月4日，贝当告诉布利特（美国驻法大使），他认为英国人准备坐观法国为了支持他们而打到底，然后自己去同希特勒妥协媾和；当时，贝当还表示，英国没有公平地分担战争的牺牲。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确实，正如丘吉尔痛心地意识到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惨遭屠杀的人中有十分之九，受苦受难的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法国人。丘吉尔在布里阿尔时，拒绝把留作保卫本土之用的英国空军的最后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投入法兰西战役，这件事更加深了法军总司令部的怨气。

在魏刚的头脑中，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一心想着国内的治安有危险。在贝当受审时，魏刚硬说，他之要求停战是有严格的军事上的理由为根据的。自然，要求在法国停止战斗的军事理由肯定是难以驳斥的。但是，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不断萦绕在他脑际的，却是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已被取缔的共产党在当时究竟拥有多少实力难以估计，但是至少在国内存在这样一支潜力难测的第五纵队，使得许多在作战的将领不时要回过头来防备内在的敌人。如果法国在战败时留下的是一支土崩瓦解、士气沮丧的军队，那么人们不必有多少历史的想象力，就能料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将会重演。需要保有一支军队来维持国内的治安，是魏刚经常提出的论据。他再三催促缔结一项停战协定。博杜安写道，魏刚早在5月26日就极力主张政府留在巴黎，效法古罗马元老院议员接待高卢侵略者坐在贵宾席上的先例，以防止在首都爆发革命运动的危险。6月13日，魏刚向内阁报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共产党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共产党于巴黎起事后已在爱丽舍宫就职。芒代尔同巴黎警察局长通了电话，才证明这个报道是不确实的。尽管如此，这位总司令，凭着他在军界的祟高威望，他那善于作出决定并把这些决定清楚地阐述出来的本领，他的专横武断的作风，他的辛辣无情，冷嘲热讽的口才和他蔑视一切政客的态度，仍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来坚持他的观点。另外，在停战的要求背后，还有一个理由也必须提一下，那就是法国军队和逃难的平民被挺进的德军追逐得在法国东奔西窜的悲惨景象。不仅人们的生命，而且法兰西文明的整个结构，似乎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博杜安的思想感情，无疑是表达了人们普遍的看法，他写道，法国不是波兰：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智力上的价值构成了这座巧妙地平衡着的大厦，它一旦遭到全面入侵，就将被彻底毁灭。

如果魏刚与贝当能使他们的观点在内阁中得到足够的支持，显然法国将放弃这场斗争，而政府也不会撤退到北非去继续这场战事。鉴于雷诺代表法国承担着不单独媾和的义务，因此内阁于6月12日在康热商讨以后，显然就产生了立刻与英国举行会议的必要。6月13日，丘吉尔由其他英国代表陪同，再度来到图尔与雷诺会谈，陪同雷诺的是博杜安。法国总理要求对方承认，法国固然要“保持三个月以前缔结的庄严协定中所含蓄表示的那种团结”，但也有权单独媾和，丘吉尔答复时，表示英国不愿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于是决定，由雷诺再向罗斯福求援。难以认为，这个决定的用意不是企图争取时间。英国的大臣们返回伦敦，雷诺则回到设在康热的内阁，在那里他发现同僚们因为没有机会同英国人协商而愤愤不平，并且怀疑他和芒代尔在搞阴谋，撇开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贝当先前一直让魏刚去积极行动，这时自己也介入。应当指出，人们曾经指责这两人串通了搞“阴谋”，其实那是没有什么根据的。魏刚担任过福煦的参谋长，与贝当由于长期的、激烈的角逐而对立；甚至在停战以后，两人也没有真正地精诚合作过。魏刚自己后来声明过，在整个法兰西战役中，除了有雷诺在场时，他从未单独见过贝当。当然，贝当是难得主动采取行动的。可是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时候他是受了魏刚的唆使。他带了一份声明到内阁去宣读，主张政府必须留在法国以从事重建国家的工作，主张停战是法国能够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贝当说，他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祖国，而是要留下来为国家分担困难和痛苦。正如魏刚摆脱不了害怕突然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念头一样，贝当已在考虑的，主要是复兴法国的工作。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继续进行抵抗的可能性。鉴于法国当时的军事形势，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显然他们两人都没有根据纳粹主义所造成的，甚至也许没有根据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新的情况来考虑问题。在十八世纪时，打仗惯常是“国王们的游戏”，玩的时候所下的赌注是有限的，比赛者都是同一个欧洲王室的成员，因此各人既是为了表示开明的自身利益，又是出于家族之情的天性，在打败对方后，总是克制着自己，不把王室中的那个堂兄或堂弟搞得倾家荡产。但是法国大革命一来，就再也没有人这样做了。无论是贝当还是魏刚，都把战争仅仅看作是军事上的角力。而在目前的这场角力中，法国既已完全被击败，因此为了恢复和平，自然就得相应地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想到，一个停战协定，不论条文订得多么严密，都不会让法国放手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从事复兴国家的工作。纳粹政策的势头先前并非由于军事行动而开始兴起，也没有由于军事行动而停下来，这一点贝当和魏刚似乎也从未估计在内。在贝当宣读了他的最后结论以后，其他一些部长发言支持他，可是雷诺在内阁中仍然拥有足够的后盾，来阻止立刻作出要求停战的决定。不过，大家同意，在德军继续推进的情况下，把政府迁往波尔多。

6月14日，政府迁到了波尔多。在这个省会中，将要上演这出悲剧中的最后一幕。政府各部竭尽所能将其机构安置在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内和学校中，周围是一群群吵吵闹闹的难民，他们挤满了房屋和街道，使波尔多的人口比平时增加了许多倍。所有党派的政客都麋集到那里，等着瞧最后的一幕戏。赖伐尔看到时机将近成熟，就出头露面，在他的朋友、新社会党党员、波尔多市市长马尔凯设在都城旅社的官署中为他自己弄到一隅之地。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与他观点相同的同僚，包括贝热里、博内、皮埃特里、斯卡皮尼、德·蒙齐、戴阿、蒙蒂尼等人。其中有许多人在战前是属于法…德小组的。他们先是在都城旅社，后来改在附近的一个大厅内举行会议和协调行动。贝当的办公室也在同一幢房屋内。但是，主要的决定权仍操在总司令和总理手中。魏刚和雷诺这时都同意在法国的战斗必须结束，可是对于怎样结束，两人的意见大相径庭。6月15日，在波尔多第一次举行了内阁会议。雷诺建议魏刚以总司令的身分，下令停火以结束在法国的战斗，因为这样做将比举行停战谈判能更快地止住屠杀。魏刚严词拒绝，因为投降将使军队蒙受耻辱。据布蒂埃说，魏刚声称，他所以呆在那里，就是为了捍卫军队的荣誉。他声称，他不会让政府推卸掉责任。他和贝当有同样的看法，认为战败的责任在于那些搞政治的人，是他们使法国在毫无难备的情况下参加了战争，因此他们必须自己承担起求和的责任。他后来说过，他巴望雷诺要求他辞职，可是很显然，正如雷诺后来表明的那样，要是魏刚辞职，随后贝当也可能辞职，这将会彻底地瓦解法国还剩下的一点斗志。死胡同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这个当口，肖当介入了进来，他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弗罗萨尔的支持）政府向德国人询问他们同意停战的条件，然后，假如这些条件证明无法接受，就撤出法国，继续战斗。肖当的理由是，询问停战的条件并不一定就是接受这些条件。这种好象有理的、与众不同的理由，似乎为这个没有希望打破的僵局提供了一个办法。内阁的辩论这时变得混乱起来，有关的报道是互相矛盾的。但是，看来没有什么疑问的是，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行动，它破坏了在内阁中占多数的赞成继续抵抗的人们的结合。雷诺激动地向勒布伦提出辞职，但遭拒绝。于是他撤回辞呈，答应向英国询问他们同意让法国举行停战谈判的条件，他认为，采取这样一项步骤，就不会对这个争端预先作出结论了。

与此同时，继续接到了德军到处挺进的报告。零落分散的法国军队必须努力守住战线，可是随着法军的撤退，战线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潮水般的难民正在涌向法国南部，6月16日，德国人宣布突破了马其诺防线。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开始是国民会议议长赫里欧和参议院议长让纳内派了代表去见雷诺，强烈要求他把政府迁往北非。代表们向内阁也提了同样的建议，然后就退出了。贝当读了他的一封信，说倘使不谈判停战，他就提出辞职，借以加速解决这个争端。雷诺宣读了罗斯福对他最近在6月14日求援的呼吁所作的答复，这位美国总统通知他，无法提供军事援助。于是这时唯一需要的，就是等待英国的答复了。英国的答复很快就来了。英国驻法大使罗纳德·坎贝尔爵士递交了一份英国政府发来的电报，同意法国举行停战谈判，条件是法国舰队要先开往英国港口。第二封电报重申了这个条件，并且说，英国政府希望其盟国接到了停战条件以后，能够同它商量。在这两封电报以后，英国政府接着又发出一份照会，要求两国之间完全团结，坎贝尔在把这份照会递交给夏尔…鲁时，收回了两封电报。这个行动把问题完全搞混了，后来并且造成了许多自相矛盾和互相指责的情况，因为它使人们无从确定，英国是否同意过法国停战，如果同意的话，又附有哪些条件。

当雷诺在当天（6月16日）下午5时再次与他的内阁成员碰头时，他报告说，英国政府一面拒不同意法国停战，一面提出要同法国团结。他是否谈起已被收回的那两封电报的内容——电报中同意法国停战，条件是要法国把舰队开往英国港口，并要法国把对方提出的停战条件事先告诉英国——这一点在目前是有些争论的。无论如何，尽管英国大使在6月17日把两封电报还给了夏尔…鲁，但是这个要求团结的建议，其用意显然在于勾销两封电报的内容。这个建议产生的效果，与希望达到的效果适得其反；它使法国的部长们极为愤慨，为原来就已很强烈的反英情绪火上加油。这种情绪并非仅仅来自右翼。在政治天平的另一端，秘密刊行的《人道报》在6月17日问道，法国人是否要继续被屠杀下去，好让住在英国的四千万人去剥削海外的四亿人。

在雷诺于6月16日向内阁报告了英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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