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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别是农村百姓，不能随便离开所在地，如果到外地去必须经过批准才是合法的，否则就可能被政府视为“非法”。

因为这个政策当时被宣传得相当严厉，所以儿子还没有满月，王凤珠就抱着孩子去找大舅了，一来是为了上户口，二来是让他起名字。

大舅感念自己的艰辛、感念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在战乱和灾难中颠沛流离的命运，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外甥能够顺顺当当，能够有福有禄。他给外甥起了一个非常传统而功利的名字——忠福——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朋友，而且有福有禄。

1954年，中国农村地区的合作社数量不断增加，入社的人口也不断扩张。这时候楼茂春夫妇的“合作社”，也因为楼忠福这位“新社员”的诞生而“扩张了规模”。为了生计，楼忠福的母亲还没有坐完中国女人传统的月子，就开始为丈夫拉起风箱了。

幼小的楼忠福，多数时候被放在打铁铺里面的卧室睡觉和玩耍，风箱的节拍、铁锤的声音和飞溅的火星代替了儿歌和玩具。这算很幸运的了，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地区，这已经算是新奇而先进的工业场所了。更多的孩子，只能在村前屋后玩耍泥沙石块和互相追逐。如果有打铁的匠人过来，那孩子们简直像过节一样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听听风箱的节拍，看看铁锤砸向通红的铁块时飞溅的火星，观赏一块废铁如何在铁匠的手里变成一把锋利镰刀的整个过程。这种感受比看社戏中翻滚的艺人还要来得新奇、有趣。

风箱的节拍，就像时钟的指针，数走了无数分分秒秒和白天黑夜，“合作社”中的“新社员”也一天天长大。一岁多的时候，刚学会走路和说话的“新社员”，已经不安分于静静地坐着观看父母“表演”了。他一会儿过去与母亲抢风箱，一会儿过去跟父亲要铁锤，参与意识极强。不过到他真能拿得动一把铁锤的时候，他们家的“合作社”也已不得不关门了。

1955年毛泽东的心情似乎特别好，好些日子都是在浙江杭州度过的。自古烟柳繁华的钱塘引发了毛泽东的诗兴。这段时间，他多次登山，并作了好几首风月味道颇浓的小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这么一种平心静气的感觉，在他的诗歌中是少有的。可惜的是杭州的暖风，在让毛泽东展现温情一面的同时，并没有让他老人家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的热情减退。

但像铁匠楼茂春这样兢兢业业地寻求三餐一宿的农村基层手工业者，就吃不消这种天马行空、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了。他们对很多莫名其妙的运动感到懊恼和愤怒，认为是不中用的“花架子”。在平日的闲谈中，楼茂春这年也跟朋友和熟人说了很多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指出合作社的大锅饭弊病，认为合作社只是一个养懒汉的地方。

可是底层老百姓的想法和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的建议，并没有动摇毛泽东“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和决心。1955年７月，毛泽东嫌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速度太慢，当年主持农村工作的农村工作部部长、副总理邓子恢被他批评为东摇西摆的“小脚女人”★。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提出“根据农业合作化速度加快的形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完成”。

最高指示一下达，1956年初全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立即掀起高潮。这个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合适不合适，所有的土豆和散沙都必须进入进口的“苏联麻袋”。到年底，全国百分之九十多的手工业者都被放进了合作社的“麻袋”。东阳的手工业者社会主义改造，也在1956年底宣告全部完成。

楼茂春夫妇的“合作社”别无选择地被推进社会主义大合作社的“麻袋”，因为镇领导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对房东下命令不允许把房子租给他们。看来在容不下私有财产、放不下书生书桌的年月，连一把铁锤也是没有地方摆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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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于打铁铺里的新生命（2）

1955年和1956年，中国又有很多事情是应该记忆的。1955年，顾准以“戴罪之身”正努力从“理想主义的泥潭”中孤独地跋涉而出，而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已经急风暴雨般地在全国展开。这年，敢于向毛泽东提出“不奉马列为宗师”的陈寅恪受到了第一次批判。年底，梁漱溟在一次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争论农村工作的问题，而梁漱溟的认真执着显然触到了毛泽东的“雅量”的极限，所以梁漱溟也质问毛泽东有没有容纳异见的“雅量”。毛泽东的“领袖雅量”显然还是在的，但是在场的很多知识分子和官员却以夸张的方式，争先恐后地表达了自己对领袖的爱戴和拥护★。

1956年初毛泽东在南宁批评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接着到长沙饮水、武昌食鱼，然后又于5月底6月初在武汉畅游了长江。这年的苏联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真相，这件事情显然是构成当年中国政治人考量中国问题的重要背景。同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宣布“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斗争任务主要保护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章去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是一个将中国带离偏轨的机会，可惜上足了发条的历史显然已经不受控制。

这年，顾准坚定地离开政府工作，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开始冷静地反思理想主义的“龙种”何以弃化为现实世界的满地“跳蚤”，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进行探源和梳理，与年轻的吴敬琏的师友关系，也从此开始。

同年，浙江温州永嘉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李桂茂的带领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推广”包产到户的试验——在一个“已是悬崖百丈冰”的时刻，浙江人勇敢地展示了“犹有花枝俏”的杰出精神品格★。但是这场勇敢试验的结局，是一部分人被撤职和开除党籍，一部分人受到批判，一部分人被送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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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少年（1）

传统中腐朽、丑恶的东西，有时候就像人的“香港脚”，虽然表面上不见了，但其“根”仍在，所以一旦遇上潮湿天气，真菌又开始发作。

在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砍断大清的“龙脉”、剪掉中国人头上的辫子之前，两种叫做“连坐”和“刺字”的中国传统刑罚，已经被晚清的修律大臣——浙江人沈家本和香港人伍庭芳，在1902年至1907年的修订法律活动中清理出《大清律例》了★。

但是半个世纪后，一种叫做“黑五类分子”的“历史脚气”，又在当时中国“潮湿”的历史气候中流行起来。“黑五类分子”的运行逻辑，兼有“连坐”和“刺字”的运行逻辑：一人被认定为“黑五类”，家属也要承担“黑五类”的“政治原罪和社会歧视”；一经认定有某种罪行，则终生脱不了“黑五类”的“刺字”。

当时的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带有“政治刺字”的青少年，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他同龄人同等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和就业。更可怕的是，后来不仅是歧视还有滥杀。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先后爆发了滥杀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连他们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

楼忠福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幼小的楼忠福自然必须“分享”“黑五类”的所有现实负担。因此当楼忠福上学之后，有的同学和老师常常对他另眼相看。尽管他争辩说自己比别人更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更恨阶级敌人，但“黑五类家属”的帽子还是无法为他赢得正常对待。很多活动他都被排除在外，很多当时的荣誉没有机会获取，吵架的时候他总是被别人指着鼻子嘲笑“小黑五类”。

然而这个在打铁铺里“锻造”出来的“小黑五类”，却像一件经得起打击的铁器，而不是一件易碎的瓷器。尽管歧视带来自尊的伤害，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变得自卑、畏缩。相反，该吵的架他从不回避，该打的架他勇猛出手。个子虽然不高，但是粗短而结实的身材、张飞一般圆鼓鼓的大眼睛却是打架的好“装备”，所以他的拳头和勇猛为他的童年赢得了一个孩子应有的自尊和平等★。

当然楼忠福是幸运的，因为东阳毕竟是一个“远离帝都”的穷乡僻壤，而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他也不过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但当时在北京，已经是二十多岁青年人的遇罗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他的《出身论》所激烈反对的出身歧视和对“黑五类”的不公平，也正是小小的楼忠福所反对的，可是他却因此而成为枪下冤魂。毗邻东阳的义乌人、胡适的学生、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就更悲惨了。他不仅自己因为“大毒草”——《海瑞骂皇帝》被批斗致死，而且妻子、女儿和弟弟、妹妹也受株连致死。

学校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1976年的中国，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学生升学的依据不是学习成绩，而是阶级成分和政治表现。所以读完小学，楼忠福就被迫无奈地离开了学校。

离开学校不久，以批判义乌人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为导火索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号召青少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表现的欲望长期被“黑五类家属”的“黑锅”压抑的楼忠福，自然想到北京去见见“心中的红太阳”，想成为捍卫毛主席思想的“红卫兵”，天天去搞串联、搞批斗、搞阶级斗争。但是正在他要去报名的时候，关于他的大字报已经贴出来了，他的红卫兵梦也胎死腹中。少年楼忠福的心，再次被现实深深刺痛。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充分“组织化、军事化”的年代，任何一粒“散沙”都必须装进组织和单位的“麻袋”。所以离开学校、又被排斥在红卫兵队伍之外的楼忠福便成了生产队里的一个小劳力，任务就是替生产队放牛。这是一件比上学快乐得多的事情，因为牛不懂得什么是“黑五类”，也不知道“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只要给它青草和水就很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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