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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我说：“治好病回来。”

她说：“当然，当然，治好病回来。”汽车开动了，她又探出头宋喊：“我好了咱们玩去啊！”

我们挥着手追着汽车跑，喊着：“再见，小红！”

她也喊：“再见！再见！”

我们在家里等她来信。我们焦虑不安地等着她的来信。我和大许话都少了。每天我们去干活都感到很不自然，好像少了一只手，或者少丁一半脑子。每次回到家里，我都产生一种冲动，要到病房去问候小红，或者茫然地收拾起东西来想到那儿去看她。晚上坐在屋里，我们不看书，连灯也不点。我们在黑暗中直挺挺地坐着，想着小红。后来她来信了，她——到昆明就写了信，可是信在路上走了五天。她说她一到昆明就住进了医院，医院里条件很好。她高高兴兴地把大夫和护士一个一个形容了一遍，然后说，马上要给她做血管造影了，是不是脑瘤做了以后就可以知道。到后来她的字迹潦草起来。她说：“我一个人很寂寞。我很想你们，很想很想很想。有时候我想溜回去，不治病了，又怕你们骂我。要是有可能的话，你们来看我吧！哥哥们，来吧！”她哭了，哭得信纸上泪迹斑斑。最后她又高兴起来，不过可以看出是装的，她说昆明这地方很好玩，医院里也很好玩，让我们别为她担心，她很高兴，病好了就回来。最后她很高兴地写上了“再见”。

我们把信看了又看，忽然我想到我们都有两年没探亲了，可以请探亲假。对了，太棒了！这回教导员也捣不了鬼，探亲假是有条例规定的。我们两个飞奔到连部去请假，队长马上就批了我们俩假。我们马上到营部去办手续，结果碰上了教导员。他拿过队长的条子，阴阳怪气地说：“你们都是连里的壮劳动力呀。一下走两个是不是太多？一个一个走吧！回来一个再走一个。”这家伙多缺德！咳呀，去你的教导员！我们一个一个走好了。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人去安慰我们的小红。我先走，一个月以后回来，大许再去。我们谁也不打算回家，就想到昆明去陪着她。我就要走了，又接到她的信。她抱怨说：血管造影好难受啊，然后说脑瘤已经确诊了，只是长的位置不好，昆明的医院不敢动，所以给她转到北京的医院，她已经买好车票，就要走了。她让我们想办法到北京来，她也想到我们可以请探亲假。她说：“我想起来啦，你们可以请探亲假！我一想到这个心里就安静多啦。我们一起回家去。”

我赶紧动身。大许写了信交给我。我乘汽车走了。分手的时候关照大许要经常写信。

在路上我遇上一些不顺利：在保山等了两天车，在昆明又买不到直达的火车票。结果用了半个月才到北京。北京当时寒风刺骨。我下了车就直奔小红家：他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在。他们家看来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书很多，她爸爸是个秃顶的小老头，人很开通，妈妈也很好。她哥哥挺像她，我一见了就喜欢。我一下闯进去，他们都吃了—惊，问：“你是谁？你找谁？”

我说：“我是邢红的同学，我姓王，从云南来……她现在在哪儿？”

他们马上就知道了：“噢！你是小王。她常念叨你。小红在医院里，她才动了手术。手术很顺利，瘤子在做切片。请坐吧！我们正要去看她。”

我也没有坐，立即同他们一起到医院去看小红。她脸色苍白，瘦多了，可是一看见我就猛坐起来，高兴地大叫：“小王，你来啦！我等你等坏了。我接到大许的信了，我一直在等你。我动了手术了，我就要好了！”

后来我就天天陪着她，那会儿医院也乱，什么探视不探视的，我每天都很早就来，很晚才走。她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常常要我陪着她到院子里走动。才来的时候我特别迂，连给她剪趾甲都不好意思，后来我也不怕了。我常常给她裹好大衣，搀着她到院子里去。护士们有时瞎说，说这小两口多好，我们也不理她们。

我走的时候天气开始暖和了，小红的身体也更好了。可是我发现她爸爸和妈妈神色都不正常。但没有放在心上。我懂的事情太少，一点也不知道切片有什么重要性，我只看见她好了。大许又偷偷来信催我回去，他要来。于是我就回去了。小红的哥哥送我上火车，他心情不好。我问他怎么啦，他说是他自己的事儿。我开头一点儿也没疑心，可是火车开走的时候他忽然扶住柱子痛哭起来。这不由我不起疑。

果然，我回到云南以后，大许正准备动身，我们忽然收到小红一封信。她说她的病重了。病得很厉害，也许不会好了。她说，她感到出了大变故，很可能瘤子是恶性的，它还在脑子里。这真是当头一盆凉水！我们全都呆若木鸡。小红叫大许快点去。我们拿出全部积蓄，还借了一些钱，央求团里开了一张坐飞机的证明，让大许飞到她那儿去。我让大许到了北京马上打个电报来。大许慌慌张张地走了。

大许走后有七八天音信全无！我急得走投无路。晚上睡不着觉，用手抓墙皮，把墙掏破了一大块。第八天大许来了一个电报：已到京小红尚好信随后到。我心里稍稍安定。

后来大许来了信，他说小红开始经常头痛，痛得让人害怕。她已不能吃饭，全靠打点滴维持。有时候眼睛看不见。大许痛心地描写她一看见他怎么像往常一样笑了，高兴地抱住他脖子。她让大许告诉我，她想我想得要命。她说她在昏睡的时候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她说她很想很想让我们三个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她死也不怕了。她还说她虽然可以笑，可以说话，可是意识深处已经有点昏乱。她说她怕这种死，从内部来扼杀她。我看了这信差一点疯了。我写信让她、求她、命令她坚强起来，坚持住一点也不退让。我求她拼命去和疾病争夺，为我们三个争夺，一定要保住什么。我说：“千万千万别失望，还有希望。你还年轻，你的活力比十个人的都多。你能胜利，我知道你能胜利。想一想我们还可以永远在一起生活！”

我不记得那些天是怎么过的了。后来大许又来一封信，说大夫试了一种新药，小红好多了，眼睛也可以看清了。她看了我的信，很高兴。她成天和大许说话，说她头疼比以前好了，头脑也清楚了。还说他们两人成天谈论我，小红说我是个最好的人。小红不住地说起我的细节，我是怎么笑的，她说我有一种笑很有趣：先是要生气，嘴角往下一耷拉，然后慢慢地笑起来。她还说我有二－种阴沉的气质，又有一种浪漫的气质，结合起来可好了，她特别喜欢。她说我可以做个艺术家。

信的末尾小红写了几个字：“王，我爱你。你的信我很喜欢。我要为咱们三个人争夺。一直要到很久很久以后，你还会叫我小姑娘。”她能写信了！尽管字迹歪歪斜斜，可是很清楚。

我看了信高兴极了。

后来又来了一封信。大许说：小红的病情急转直下，忽然开始昏迷，要输氧气。他日夜陪伴着她。他说他都快傻了，他的字迹行不成行字不成字，有几个地方我看不懂。最后他说：还有希望，只要她活着就有希望，希望很微弱，可是会大起来。医生说没希望，可他们是瞎说。

过了一天大许又来一封信，他说：“昨天她清醒了一会儿，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眼前漆黑。我把你的信念给她听，后来她把信拿过来贴在胸前。她说，我要去了。我只为你们担心。要去的人只为留下的人担心，她是什么也不怕了。我求她别说下去，她的声音就低微下去。昨天夜里她很不好，可是她挺过来了。小王，还有希望吗？还有希望吗？”

我简直狂乱了，后来我接到一封信。信里封了一张电报纸，大许写道：“小红已去世。她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节哀。我即回来和你在一起。许。”

我看了这些话发出一声长嚎，双手乱抓了一阵。我感到脑后一阵冰凉。我坐了很久，天黑下来，又亮起来。我机械地去吃饭，又机械地去干活，机械地回家来。我很孤独，真正的哀痛被我封闭起来了，我什么也不想。直到有一天下午大许推开我们的屋门，把夕阳和他长长的身影投进来。

我站起来，我看见大许的头发白了不少，他黑色的头发上好像罩了一层白霜。我扑过去拥抱他。一个阀门打开了。一切都涌上来。我们大哭，然后我们并排坐下来哭泣，小声地啜泣。大许挂着黑纱，他瘦了。他站起来从提包里拿出一个黑漆的小盒子放在我床上。我用眼光问他，他艰难地说：“小红留下遗言，她把骨灰分留给家里和我们。这就是她。”

我感到颈后好像挨了重重一击。我跪倒下来，用痉挛的手指抓住盒子，抚摸盒子。我在哭吗？没有声也没有泪，只有无穷的惨痛从粗重的喘气里呼出来，无穷无尽。

后来我和大许在一起过了两年，就分开了。我们把小红最后几封信分了。他要走了小红的遗骨，把她的箱子和衣物留给我。我们把小红留下的书分开，一人拿了—半，然后收拾好行装，反锁上房门。我们离开那里，走向新的生活。

似　水　柔　情

一

我呆在一个游艇里。这条船好像是在岸上，架在一个木架上修理。有关这条船，可以补充说，它是用层压板做成的，因为船壁上剥落了几处，薄薄的木片披挂下来。这让我想起了好几件往事：一件是我小时候到胡同口的肉铺去买肉馅，店员把肉馅裹在桦木膜里递给我；另一件是我上大学时，在礼堂里听大课，椅子上的书写板就是层压板的。看到这条船是层压板做的，我就暗自庆幸道，幸亏我没有驾着它出海。这条船实在是太小了，在里面连身都转不过来，驾着它出海一定要晕船（我既晕飞机，又晕小车，坐在这么一个小船里到了大海上，一定要把胆汁都吐出来），更何况它是木头片儿做的，肯定不太结实。可是船舱里有一面很大的舷窗，我从窗口往外看，看到远处有一个灯火通明的码头，但近处是一团漆黑，可是在一团漆黑中，有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我俯下身去，想要看清楚那是一些什么东西。就在这时，有人从外面朝舷窗开了一枪——这就是说，舷窗上出现了一个星形的洞，而舱里的壁板“乒”地一声碎了一块。这一枪着实让我惭愧，因为假如我告诉别人说，有人朝我开了一枪，他们一定会以为我在编故事。那一枪打来时，我影影绰绰想到了它的缘由，头天晚上在海上，我看到两条渔船在交接东西。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在海边住过，所以对这一片蓝色的流体抱有最热烈的好感。现在我就想到了在电视上看到的加勒比海，是从飞机上拍摄的，海底清晰可见，仿佛隔了一层蓝色的薄膜看到一片浅山。如果能够在加勒比海边上建起一个别墅，拥有这样一片大海的话，死有何憾。这件事实现起来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非几百万不行——这几百万还得是美元。因为这个缘故，人家打我这一枪不可能是在加勒比海边上。那一枪打得我心惊胆战，躲在墙角，手里拿了一根铁棍，等着打了我一枪的人进来。现在我讲到这些事，毫不脸红，因为这不是我编出来的，而是我亲身所历。本来我该站在门后，但是那条船太小了，门后根本就站不了人。后来，那扇门开了，进来一个头上戴了黑油布帽子的矮胖子。假如这条船是架在空中，他就是爬梯子上来的。本来我该给他一铁棍，但是他把手指放在嘴上，这就使我犹豫了。事后回忆起来，我没有马上朝那个矮胖子扑去，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我身材魁梧，手里又拿了一根铁棍，没有理由怕别人；二是我为什么会在这条船里，人家为什么要打我一枪等等，我都不大明白，所以就犹犹豫豫的。不管怎么说吧，我对这个矮胖子保持了警觉，他进了门之后，就把门关上了，走到窗前往外看。然后他走到那破壁板前面，用手指一抠，就把那颗子弹抠了出来扔给我。然后我手里掂着那颗子弹，发现它是尖头的——据我所知，手枪子弹是钝头的，所以人家是用一条步枪来打我——不知为什么，这个动作博得了我的好感，我相信他是来帮助我的。他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到舱上面去，我就放下了那条平端的铁棍，从他身边走过——就在这时，我一跤栽倒了；有只手从身体下端伸上来，经过了大腿、肚子、胸口，一把捏住了我的脖子。此时，我气愤得喘不过气来，因为自己这么容易就上了别人的当，被人用一片刀片就划开了脖子；同时也不无欣慰地想到，这个梦就要醒了。

每天早上我从梦里醒来时，都会立刻从床上爬下来，在筒子楼狭窄的楼道里摇晃着身躯去上厕所。这时我根本就没有睁开眼睛，但是在这里根本就用不着眼睛，有鼻子就够用了。除此之外，睁开眼睛来看，所见到的景色也远不是赏心悦目。总而言之，我闭着眼睛上过了厕所，又闭着眼睛回到床上。此时我还想回到这个梦里，但已经回不去了。

那个困在船舱里的梦，我希望它是这么结束的：那个矮胖子捉住了我之后，并没有割断我的喉咙，他把我放开了。这就是说，他是善意的。他抓住我，只是警告我不要这样轻信。然后他就打开船舱的门，离去了。当然，这故事也可以有另一种结果，那就是我被割断了喉咙，浸在血水里招苍蝇。换言之，我在梦里死掉了。因为是在梦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做梦，在我看来，梦就像天上的云。假如一片天空总是没有云，那也够乏味的了。这个看法不是人人都同意，所以才有了“无梦睡眠器”这种东西。它是一个铁片，带有一条松紧带，上面焊了很多散热的铁片，把它戴在额头上，感觉凉飕飕的，据说戴着它睡觉就可以不做梦，但我不大相信。不管是真是假，梦这种东西，还是留下的好。

大家肯定都知道，格调不高的梦是万恶之源——从前，有位中学生，本来品学兼优，忽然做起了格调不高的梦，就此走向了堕落的道路；还有一位家庭主妇，本来是贤妻良母，做了几个格调不高的梦，就搞起婚外恋来——像这样的事例大家知道得都不少。本来大家最好只做高格调的梦，但是做梦这件事又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就说今早我做的梦，格调高不高就很难说清楚——也可能没问题，也可能有问题，总得上级分析了才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不会自找麻烦，把它说出去。人家问我做了什么梦，我就说，一个大南瓜，一块大豆腐。你听了信不信，我就不管了。

似　水　柔　情

二

每天早上我上班，在办公桌后坐定。有人走过来，问道：老王，梦？我就把手一挥，说：南瓜豆腐！这场面像一位熟客在餐馆里点菜，其实不是的。如前所述，大家睡着了就要做梦，这已经成了社会问题。解决的方法如下：上班之前由一个专人把大家的梦记录下来，整理备案。这样你想到了自己的坏想法已被记录在案，就不大敢去做案，做了案也有线索可查。我认为，这是个了不得的好主意。眼前的这位女同事就是来记录梦的。我对她说，南瓜豆腐。就是说，我梦到了一个南瓜，一块豆腐。身边的人一齐笑了起来，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不像一个梦。其实这的确是一个梦，只不过是多年以前做的。她记了下来，并且说：该换换样了。老是南瓜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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