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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这要看如何理解“真实”二字了。对我来说，积极的、光明的一面永远是生活的主流。我的作品当然要写这些。至于单干，当时的确只有那些被认为落后的人才希望；和我要好的、谈得来的都反对单干，这是现实。

其实写《金光大道》时，互助组已过去十多年了。60年代，我在城里住的时间长了，对农村了解少了。而70年代初，农村已走得太快了，太左了，我已经接受不了了。所以我只能返回头来写50年代。

人们喜欢《艳阳天》也许还因为它的手法更像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更生活化、个性化。但在《金光大道》中我没有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现在想来有点可惜。

还有，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我非常突出血统论。今天我当然不这么看了。时间会使人改变很多，我也不例外。

《艳阳天》的稿费是千字十元，我全部交了党费。虽然那时家境不富裕，一家人只有我挣工资，但从没想过要留下给自己或家人买点什么，毫不犹豫就交了。现在可能有人不理解，但当时就是这样，无须任何人动员。《金光大道》出版时，稿费已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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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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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脚步是复杂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涵却有着各种滋味，非是几页稿纸所能说清道明的。写完《艳阳天》，“文革”开始了。

后来“三家村”被揪出来，我不明底细，在县城给写作者作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成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管桦说我：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我准备检查。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我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侯文正，只身一人闯进市文联串联、造反。他说市文联是一潭死水，在文联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这时，被保护在医院里的老舍从医院打来电话，要求出院参加群众运动。我劝他先养病，但他执意要来。

8月23日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报告材料，忽听院子里一片喧哗。打字员小丁慌忙跑来告诉我，说是那个姓侯的给一个中学打了电话，勾来了一汽车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来了！我赶紧跑出房门，只见一辆卡车停在门前，一车身穿绿军装的女学生，正一个接一个地从车上往下跳。侯文正和文联内的少数造反派串通一气，要挟文联的全体人员到院子里集合。接着，就按照已经列好的名单，点一个，揪一个，揪一个就斗一个，一会儿工夫，竟揪出了一片。不少人挨了皮带抽打，所有被揪的人都戴上了写着“黑帮”、“反动权威”等字样的木牌子。我一眼瞧见了老舍正站在院子里，立刻意识到，老舍是统战对象，应当由军宣队出面予以保护。于是，连忙向后院军宣队的办公室跑去。路上，草明拦住了我。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用两只冰凉的手攥住我的手腕，哀求道，浩然，我害怕死了，救救我吧！我说，你赶快藏起来吧！听了这话，她嗖地一下子跑了。

找到军宣队说明了情况，我请求他们向红卫兵解释清楚，以保证老舍的人身安全。军代表躺着不动，说，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红卫兵小将要揪谁，我们也没有办法！我急得跺脚，只好给市“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请求他们给说句话，但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前院时，老舍已被揪出，挂上了牌子，正被抽打着推上汽车，说是要与别的“黑帮”一起拉到孔庙去烧戏装。

我怕造成严重后果，便当机立断，派“文革”办公室的干部周述曾也跟上车随老舍同去。并嘱咐周述曾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赶快打电话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周述曾打来电话，说老舍受了伤。我立即找到司机班，派汽车把老舍和周述曾接回来。谁知，接老舍的汽车刚刚开进文联大门口，又被一伙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发现了。他们看到老舍被红卫兵打伤后，头上缠着水袖，立刻一拥而上，将老舍围住，又进行批斗。这时，一个著名作家突然跳了出来，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揭发老舍。她说老舍是反动权威，崇洋媚外，不要人民币要美金，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帝国主义……在她的鼓动下，一些愤怒的红卫兵对老舍的打骂更加凶狠。老舍不甘受辱，一气之下，突然摘下脖子上挂的木牌子，朝身旁的红卫兵砸去。老舍的举动，立即激怒了红卫兵。霎时，更多的红卫兵冲了上去，拳脚相加。此刻，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大喊一声，老舍是殴打红卫兵的“凶手”，应该押送派出所法办。这一喊，红卫兵们停止了拳脚，几个人上去将老舍送到了西单派出所。

当时死人很多，派出所没工夫管老舍，打电话让我们赶快去接人。我们先把串联的红卫兵劝走了，把被揪斗的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人集中到后院，然后赶去派出所。我对老舍说，先回家，一来让家人处理一下伤口，二来好好反省一下，明天到文联来报到。老舍当时没有说话，我说什么，他点头听着。我又给舒家打电话，让他们来接人。当时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2）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那天他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了电话。胡薭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当时人都麻木了。老舍之死是市文联在“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一次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我说，骆宾基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管桦他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北京电子管厂有一位郭某，1958年就曾撰文批判过《青春之歌》，从而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后来茅盾先生写文章，作了结论，这场争论才告结束。这次“文化大革命”后，北大学生侯文正进驻市文联，大字报、小报上大登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这些文章批判杨沫的小说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我就出面说明她的历史、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和刘少奇更没有任何牵连。他们要揪斗杨沫，被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给拦阻了。我觉得杨沫、管桦、草明都是革命作家，不会反党。于是跑去找《红旗》的王主玉，问他上面是否有风说要批杨沫。王主玉说没有。我就放心了，回来告诉大家说没事。郭某竟找到文联来，和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文联有人站在我一边，也有人站在郭某一边，双方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于是我们到《红旗》评理。我和郭是揪着对方的脖领子去的。那时年轻，觉得没什么可怕的，他们扳不倒我。到了《红旗》，他们的口风又变了，说我们都有道理。结果回了文联，就有谣言说我让《红旗》批评了。还有人要批管桦，我就是不批。周述曾等人就批我。我不搭理，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的好朋友杨啸也受到审查，说他是“五一六”分子。那些人找我来调查，我说，我了解他，他不是！他们不甘心，我急了，说，非要揪，先揪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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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倒台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那时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有一次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广州一刊物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我给###部长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音。

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现将我的检讨摘录下来，也许对大家了解历史有帮助。

我的教训1

我是怀着十分惭愧、十分感激的心情，出席这次会议的。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时期，我先在文艺思想上受了毒害。1974年叛徒江青向我伸出了黑手，又在工作上直接受到“四人帮”的利用，我写的一些文章和一些讲话，传播了“四人帮”反动的文艺思想，扩散了毒素，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当我逐渐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党和人民用心血从一个农村孤儿培养起来的文学作者，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没有保卫人民的利益，反而以自己的言行危害了人民的利益的时候，我不能不十分惭愧和悔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也挽救了我这样一个上过当、受过骗、犯了严重错误的创作干部。一年多来，许多报刊对我的错误作品和言论做了批判，促进了我的觉悟；本单位的同志们，业余作者同志们和郊区农村的干部和群众，给了我热情的帮助与教育，使我有了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力量。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提出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动员了亿万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各条战线都出现了蓬勃的景象，这些都有力地鼓舞着我，使我有信心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当一个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今天我又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议，给我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我不能不十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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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3）

“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十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我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而且错综复杂；这需要自己在领导和同志们大力帮助下，经过痛苦的过程，才能得到真正的清理。但是，我下决心认错、改错，在生活和创作道路上，来个新的开始。因此，我愿意利用今天这个时机，向同志们说清自己所犯的错误事实，摆出我的错误思想，汇报我的初步认识，取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

我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底，三十岁出头的最好年华停下了笔，荒废了五年之久，我是很痛惜的。于1971年5月又重回创作岗位，心里兴奋，劲头很足。当时书店没有书卖，读者没有书看，也激起了我的责任感。周总理支持召开的全国出版会议，更加鼓舞了我，很想大干一场。我那时是怀着美妙的理想、用天真的眼光看待文艺界现实的，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了要安定了，文艺会很快地繁荣起来。社会上推广的所谓样板戏经验，我感到受约束，但却认为是“党”提倡的，仍然用功地“学习”和“领会”。报纸上提出不要写真人真事，我就赶紧放下了写了半截儿的王国福传记文学，把1962年夏天起草的一部旧稿拿出来，吸收传记的部分材料，重新写起。新的长篇出来了，又写了短篇集、儿童故事集，还整理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几本旧作。这时候，我的书出多了，报刊上对我的评论也多了，我经常在外事场所露面，又出席了党的“十大”。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更加猖獗。大批知名的老作家被禁在干校，有的同志写一首诗就遭到暗算，发表一篇小说就招来大祸。随后又是批“黑画”、反“黑线回潮”等等接踵而至。这些都对我起着“打骡子惊马”、“杀鸡吓猴”的作用。我左右前后一看，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心理，开始感到孤单，感到风险，害怕抽打别的作家的鞭子抽到我的身上。就在这个时候，叛徒江青向我伸出黑手——1974年1月20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她送来的两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两天以后，她又让《人民日报》通知我看电影《中国》。又过两天，我到一位业余作者家串门，接到市委通知，让我赶到天桥大剧场，说江青要“请”我看戏。这样，“四人帮”就把我抓住了。从1974年1月24日到1975年9月17日，我跟叛徒江青在小范围场所见过四次面（每次都是七八个人以上，没有个别见过面），被她利用，做过四件危害人民利益的错误事情，即往西沙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访问西四北小学和参加电影《井冈山》的创作。

在天桥剧场第一次跟江青见面，她装出一副“热情可亲”的样子，开口就问，浩然，我过去是不是亏待你了？使我不知如何回答。她又说，你这么年轻啊！你写了那么多东西，我周围有你许多崇拜者，他们喜欢看你的小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等等，把我大捧一通，就胡乱地谈论起《艳阳天》小说和电影。她还说，你的《艳阳天》我看过。请你原谅我，《金光大道》没看。我工作忙，眼睛也不好了……她还指示在场的于会泳等人：你们以后有这方面的事情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请他看戏，不要怕人家批评，你们几个里边没有懂小说创作的，等等。

我是农村干部出身，过去对叛徒江青的丑恶历史一无所知，我把她看成是“中央领导”，尤其错误地把她看成是“代表”毛主席的。她接见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学写作者，本来出于反党目的，是拉拢我，扩充“四人帮”的势力，我却误认为她这样对待我，是体现“党”的关怀，以为她过去“抓”了样板戏，这回要开始“抓”小说创作了，心里很高兴。可是，当她向于会泳等人说有“这方面的事情请教”我的时候，又怕这是让我“当官”的信号，很紧张。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只要不遭受打击就行，愿意踏踏实实地写作，别无企图。所以，最后江青问我，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吗？我赶忙说，希望党多给我写作时间，千万别让我做组织领导工作，我水平低，连党小组长都没有当过，我只有用笔才能为党做些有益的事情。她令人奇怪地回答一句，你这个人真客气。这次叛徒江青接见，我非常高兴，原有的恐惧心理立刻消失了，错误地认为这一回我的工作被“党”承认，以后可以安心地写作了。我当时这种怕挨整而喜欢被“拉”的思想状态，就成了我以后上当受骗被利用、犯下错误的毒害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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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4）

果然，四天以后，也就是1月28日凌晨，我跟叛徒江青的第二次见面——在钓鱼台与另外两个人一起接受了充当她的“代表”、到西沙前线送黑信和批林批孔材料的“任务”。当时正是春节，客人往来，忙得报没看、广播没听，不知道西沙打仗的消息，直到进了钓鱼台都坐在会客室里，我都不知道半夜三更地找我们几个来干什么。过了一会儿，江青从另一间房子里走进来，说，西沙这次胜利，主席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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