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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所谓“终身大师”，是美国桥牌联盟给予的称号。为什么桥牌联盟会设立这样的称号呢？这是因为桥牌在美国曾经非常风行，但是后来没落了，于是美国桥牌联盟为了鼓励大家玩桥牌，就设立了这样一个“终身大师”的级别。

不过，要得到这个“光荣称号”，绝对需要长期的狂热。美国桥牌联盟刚开始规定，每打一次桥牌比赛，选手可以获得大师分，比如你在俱乐部得胜可能得0．1分，赢了十次比赛才得到一分，那么要比3　000　场才能拿到“终身大师”的称号。这样有了目标，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就都很热衷桥牌，他们有的是时间，这么一来，社会上打桥牌的人就增加了。因此，刚开始的时候，获得这个称号的不一定都是桥牌高手和专家，也有一些时间充裕的老人。

不过，后来有人抱怨“终身大师”的“含金量”不够，于是桥牌联盟增加了两个规矩，比如，在300点里面有　50　点一定要是在国家级别或者大区比赛里面得到的，50　点是小区比赛获得的，这样一来，“终身大师”可不是单凭“耗”就能得到了的。

那个时候，美国狂热的业余桥牌爱好者都以拿到“终身大师”为荣，并且为此积极地努力着。而我从高中阶段，就已经为桥牌着迷，因此得到“终

身大师”称号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事。

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同学为了这个大师荣誉，常常泡在俱乐部里昏天黑地地打牌。一星期打六场，每次五小时。这样下来，每星期除了要花30　美元的比赛费，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我们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每去桥牌俱乐部打一次桥牌，如果赢了对手只能得到“0．1”分，这意味着打到终身大师的级别，几乎遥遥无期。但那个时候，我处在学习“政治科学”的枯燥乏味当中，完全对学习丧失了兴趣。于是，我开始走火入魔，为了积累点数，我们还去一些社区的俱乐部里打，因为社区的俱乐部里尽是些牌技不佳的老人，我们赢了他们可以容易地得到加分。一直到现在，我家的柜子里还放着一个社区第一名的奖杯。那就是我们赢了一些退休在家的爷爷奶奶们的结果。

不过，现在想一想，和退休的爷爷奶奶打牌完全不是为了提高牌技，而是为了单纯地积累分数，这样的玩法确实有点“无聊”。

后来，为了积累分数，我们经常不惜血本地参加各种比赛。有一次，为了参加全国锦标赛，我和我的搭档坐飞机跑到了北纽约州的一个城市里，四个人住一个酒店打牌。其中两个人睡床上，两个人睡在地毯上。我们参加的是四人赛（就是四个人一队），每晚我们都要开会，犯错最多的两个人都要作检讨，而且只能睡在地上。

我们一天打四场桥牌，分别是从早上6　点打到9　点，从9　点到l2　点，从下午2　点到下午5　点，从下午6　点到晚上8　点。没日没夜地打牌的结果是，我们终于赢得了“败部冠军”的成绩。所谓“败部冠军”，就是全国锦标赛是从1　000　人里挑选出80人参加决赛，而剩下的920　人再举行一个“败部比赛”，我们就是那920　人里的冠军。这个“败部冠军”的奖状至今还挂在我书房的墙上。这里要特别感谢美国桥牌协会，在奖状上没有写“败部”两字。许多人到我书房一看还以为我真是美国冠军呢。

为了“终身大师”的称号，我们还坐火车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参加桥牌比赛，参加“常春藤杯”

的比赛，拿到了常春藤杯的冠军。我们去社会上赢取各种赛事的名次。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终于凑够了300　点的点数，得到了“终身大师”的称号。

毕业以后，我的一个搭档亚力克斯·奥恩斯坦

（Alex　Ornstein），参加了“百慕大杯”（类似于足球世界杯的一个桥牌比赛），得了全世界第二名。他后来成为一名职业桥牌手，一年的收入有十几万美金，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他的嗜好能成为职业，真的让我也有点羡慕。后来，有人和我开玩笑说，

“开复，要是你没有选择计算机，或许也会在桥牌桌上度过终生”。

打桥牌虽然使人走火人魔，但是这也是一种益智活动。回想起来，我也在迷恋桥牌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去“读”你的对手，从他们的行为举止、面部表情来推测他们有什么样的牌。比如，如何进行推理，通过对手打了什么牌或叫了什么牌，或者通过对手没有做的什么事，来推测他会有什么样的牌。另外，桥牌比赛对诚信非常重视。搭档的暗示只能够经过打的牌和叫的牌来传达，绝对不可以用面部表情，或刻意放慢出牌来暗示，如果这么做了，将会有严格的惩罚。

通过桥牌，我们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一个“牌品”好的桥牌手应该会自我批评，对犯错有所反思，宽容搭档的错误。而在打牌的过程中，总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人们的性格。记得有一个搭档阿兰（Alan），虽然他的牌技非常高超，但是他总是脾气很大，总是指责别人，尤其是和退休的老爷爷老奶奶打牌的时候，总是脾气暴躁地骂他们出牌太慢。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了，对他大吼：“Alan，1　willnotplay　with　you　any　more。because　you　aye　asavage　bully（阿兰，我再也不和你打了，因为你是个野蛮的凶神）。”当我说完这句话走出去时，周围竟然噼里啪啦地响起了其他同伴们的掌声。

在打桥牌的过程中，我也经历过很多次失败和成功，是对各个方面的一种磨炼。后来，我从微软回到中国工作，为了活跃员工的生活，我在每周四安排了桥牌俱乐部的活动，让喜欢打桥牌的员工打

比赛，我自己也参与其中。另外，当我发现中国有很多桥牌迷的时候，我也用我的牌技作为和合作伙伴或政府官员交流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感谢大学的那段“疯狂岁月”，正因为有这个兴趣，我和很多员工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也为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在大学二年级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预感到，如果继续这么沉迷于桥牌，那么我将变成一个不折不扣混日子的“坏孩子”，也将荒废学业。我想到了父母的努力，因此，我痛下决心回到正常的轨道中，打桥牌的次数迅速降低，而且，后来我有了我钟爱的“计算机”，也把我从“堕落”的轨道中拉了回来。打工生涯——发现别样的世界

在美国，学生打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学生入学时，哥伦比亚实行need—blind　admission（需求不视）的制度，也就是说，哥大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并不询问你的家庭能否承担学费。而一旦被录取，学费的问题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哥大会让学生填写表格，了解学生家长的收人情况和储蓄情况，以便知道学生能否支付学费。

对于比较贫穷的家庭，哥大会分析它能负担多少学费，然后会补足所有的差额。这个差额通常是

由三种形式补足，分别是助学金、勤工俭学和贷款。在我读书的时候，大约一半的学生都在“勤工俭学”。

总之，在哥伦比亚，大多数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都能通过贷款和“自力更生”完成学业。在常春藤盟校，这种“需求不视”的制度相当普遍，帮助它们吸引到最好的学生，这也是常春藤盟校崛起的重要理由，值得中国高校参考。

大学一年级，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因此只能

申请到家教方面的工作。当时，学校把我分配到黑人区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书的地方就在我提到过的哈莱姆区，那是纽约最危险的地区之一，与哥大相隔几个街区。有一次，我走错了路，闯到了哈莱姆区最核心的地方，经历了一次“哈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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